学术正义与学术共同体——读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作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由于王天成先生率先披露其论文被抄袭、继之有网络热烈讨论和《中国青年报》深度报道，遂无可置疑地成为刚刚逝去的2005岁末最大的突发性学术事件——北大教授贺卫方称之为“周叶中教授事件”。     

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及设想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行了一系列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宣布实行"五族共和";制定并公布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包括待遇满蒙回藏各属条件;规定前清"贱民"一律享有公权和私权,批准成立"回教联合会"、"中华民族大同会"等.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还提出设立蒙藏经理局为蒙藏中央行政机关、改革土司行政、经营蒙藏等设想.这些政策、措施和设想大多为后来袁世凯北京政府所遵循,并付诸实践.     

《联邦党人文集》: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共和主义之分野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自由共和主义的传承之作,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做了几个方面的颠覆,即由直接民主、“忘我”的美德观置换为间接民主、“勿忘我”的美德观。在法律系统上也完成了由大陆法系向普通法系的转换。并由此在共和主义理念中增加了宪政品质。     

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财产权比较研究

财产权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两者都强调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两者的区别体现在：自由主义以财产权保护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视财产权为个人权利的核心;共和主义以公共利益为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关键在于财产和人们的公民美德具有同一性。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发现了公民美德的脆弱性与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主张以更加制度化的财产法确定人们的财产权,同时强调财产的责任,从而走向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     

古稀老人钟情写“地书”

50平方米的大字谁能写?用什么写?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街道的古稀老人龚长龄就有这样的绝活。有人会问,哪有这么大的纸和笔?别急,龚长龄老人写的是地书,即在地上演绎中国书法。     

梁启超不讲“义气”

<正>1915年9月,袁世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权力达到了顶峰,但他并不满足,又开始觊觎皇帝宝座。为了加紧复辟,他精心策划,制造舆论,并让幕僚美国人古德诺抛出了《共和与君主     

孙中山与西藏

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危机重重,如何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统一,是孙中山必须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民国建立后,针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倡导五族共和,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孙中山又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之后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同时,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基本义务的共和品性:罗马精神的复兴

共和主义的基本义务体现了罗马精神,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人身份,其思想基础是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与自由主义义务形成了重大区别。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义务被视为对自由的干涉。共和主义认为国家是共同善,义务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共和主义不将自由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将自由视为社会政治过程的产物,须在商谈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在吸收义务的对价说、保险说、牺牲说和情感说的基础上,区别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义务,补充了"租税债务说"、"兵役职务说"、"绝对义务说"和"义务权利对等说"的内容,提出了义务职责说,用共和理论对基本义务进行了新的解释。     

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

本文依据历史上的可靠性、理论上的融贯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欲性和可行性这三个标准,考察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建构主义倾向、反自由主义倾向以及在公民美德问题上的困境,检讨晚近以来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诸领域全面复兴的共和主义所存在的局限,从而探求其出路.     

基于公民共和主义视角的行政公益诉讼

在公民共和主义的框架中,既要强调公民的自主,更要强调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公民不仅是承载权利义务的主体,更重要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行动者。传统诉权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自由主义个人至上的公民观在诉权领域的体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具体的个人利益往往与抽象的公共利益相互纠结,在为个人利益斗争的同时也是在争取公共利益,公法领域的诉讼往往与公共利益有着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