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来仪与民族和平

《尚书》所载"凤凰来仪",作为《韶乐》表演的一种结果,其深刻含义是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和平,亦即排除战争、刑罚等等人身利益冲突的政治行为。它是三代之治、唐虞之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历代中国人关于人身安全、人际关系、民族关系乃至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理想与梦想。     

《金縢》篇的文本层次及《尚书》研究相关问题

今传梅本《尚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提醒我们关注早期典籍因流传而形成的文本层次;诸本《金縢》篇的"整合"特征说明《尚书》文本存在编纂层次。典籍生成与流传过程中,受到政治社会中多种因素的作用,不断聚存着共时与历时的痕迹,其文本呈现出多层次性。从形成过程来看,构成《金縢》篇的三个部分,就其转写程度来看,第一部分祷病祝册记录近乎周初文献,第三部分关于因天灾而发匮及迎回周公的记录部分据旧史官所录而有所损益,第二部分是为了衔接一、三部分的记录,故转写比较严重,已不类记言之《书》体。形成后的文本在其流传过程中,亦会出现历时性变化,形成新的文本层次。这些层次主要呈现在诸本之间的异文差异上,同时异文内部也表现出层次性。     

礼与刑:《尚书》的法思想解读

为了探讨古代法思想的起源、内容、特点及流变,通过对<尚书>的解读,认为礼与刑起源于祭祀和战争,构成了古代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建立在"祀与戎"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赋予了古代法的宗教性和宗法性的特征,并对儒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熙保全清官

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接受贿赂交接考生，公然买卖举人名额。发榜后，诸多考生齐聚闯入学宫抗议官员营私舞弊。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后．康熙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噶礼会审。     

藏匿档案避战事

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明史·刘大夏传》。     

唐代中央司法官员的地域来源及其变迁——以刑部尚书为视角

唐代刑部尚书的籍贯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超过八成来自河南、关内、河北、河东四道,其它地域分布极少,而各道所属州县之间分布也颇悬殊;四道所出人数比例在前、中、后三期呈现非常明显的连续递减态势,刑部尚书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由相对集中向相对分散变化的趋势;唐代后期,出自江南、淮南等道的刑部尚书明显增多,而他们都是由北方南迁后落籍当地的.刑部尚书的上述地域分布特点归因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     

近二十年来《尚书》研究综述

在经过50—70年代沉寂之后,《尚书》研究在80年代开始逐渐升温,并逐渐进入高潮。近20年来《尚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和《尚书》译注的大量出现,学者对《尚书》具体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尚书》研究更加深入。本文就近20年来《尚书》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综述。     

汉代财政制度演变试探

西汉初年,丞相总揽国家财政。为制约丞相财权,皇帝先后在相府设计相、司直以制约,并以御史大夫分解和监督相府财权,还通过直接控制部分国家仓库来加强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在调整国家财政管理系统的过程中,职能庞杂的少府被分解,最终成为单纯的皇家财政管理机构,真正实现了帝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分离。皇帝的秘书机构最终也取代了相府各曹,成为国家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度支尚书。原来分管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大司农和少府最后演变成为国家财政的具体执行部门。最终在唐代形成了以户部为中心的新的财政管理模式。     

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

《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一文认为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此说不确。武德元年后到唐太宗去世，尚书仆射不加衔即为宰相，高宗继位后到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这是将三省长官以外官员加衔为宰相之法用到尚书仆射身上，使仆射仍为宰相之职。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宰相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