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之德与春秋时期价值判断的形成

在《尚书》文本叙述中,自尧舜夏商以来,代替上天管理人间秩序的帝或王需有德才能配享天命,表明德关系着天命的所在,决定了政权的走向。商朝认为其先王、先祖能够与天地之神相通,并选择商汤作为有德之君的代表,形成了继承祖先之德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的逻辑。西周初年,鉴于商朝亡国的教训,以周公为首的执政者借助权力与制度的力量拓展了德作为价值共识的内涵,并将其作为治国理念贯穿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尚书》之德成为维系春秋时期政治秩序的价值共识,从长远来看是对尧舜禹时期天命降于明德之说的继承,亦是自周公以来对明德理念强化的结果。     

唐朝三省的权力格局及其地位变化

唐朝三省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前后期曾发生较大变化.从班序上看:唐初至大历二年(767年),尚书省第一,门书省第二,中书省第三;唐大历二年(767年)至唐末,门下省第一,中书省第二,尚书省第三.从实际权力方面来看:唐初至永淳二年(683年),尚书省第一,门下省第二,中书省第三;唐永淳二年(683年)至开元初年,尚书省第一,中书省第二,门下省第三;唐开元初年至至德二栽(757年),中书省第一,门下省第二,尚书省第三;唐至德二载(757年)至唐顺宗朝,中书、门下二省并列第一,尚书省第二;唐宪宗朝至唐末,门下省第一,中书省第二,尚书省第三.三省地位的这种升降变化,主要是唐朝统治者维护封建皇权的需要,也与君权和相权之争密不可分.     

《书》与国史《春秋》的生成

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撰述与记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工作,《书》与国史《春秋》皆是撰述之作,既继承了史官实时记录的特征,又有其独创性。周代史官至少创造了两种记事文体,即策书体与简书体。《鲁春秋》继承了史官记事之体,孕育了经传二体。《书》体源自史官记言之体,保留了其实时记录的特征。周代统治者的执政传统是《书》与国史《春秋》从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尚书》与《春秋》分别脱胎于《书》与《鲁春秋》,其文体既继承了旧史之体又超越了旧史之体,兼具实时记录与反思性叙事的特征,以言事二分为标准裁判《尚书》与《春秋》体例是否纯正的做法不可取。     

王船山《尚书引义》的善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镜鉴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尚书》为“治道之极致”,天人观和人道观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思想基础,价值之善、主体之善及制度之善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主要内涵。王船山善政伦理思想对提升当代善政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辨证

《尚书·周书》所载的殷商事可借助甲骨卜辞得到验证，但贸然的两相对比极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通过与甲骨文类似的辞例比较，《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实与甲骨卜辞中的“成”无关，亦不指“成汤”,而且句中的“成汤”与“帝乙”还存在先后的等级落差。“自……至于”的辞例不仅具有表示落差排列的义项，其中也往往添加“卒”“皆”“撤”等一类的范围词，《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就属于这一类现象。     

《尚书》之法性 ——中国古代道法学初步

《尚书》的义理所表达的是古之“彝伦”(常道)。从法学的角度看，《尚书》篇目本身可视作一套体系化的法律形式，作为上古之书，《尚书》的法学特点是因法律形式而言义理，很早就采用了道法合一、以宪统法的表达形式。《尚书》的形式、体系和内容都说明了它既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又是一部古老的法理学著作，还是中国古老的“道法学”在法律上最早的体现。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苏轼《东坡书传》述略

《东坡书传》是苏轼自己颇为重视的三部经学著作之一，历代《尚书》学者也多有称引，但是近代以来却无人注意该书。本文从《东坡书传》的撰写和流传、《东坡书传》的主要成就和后人对《书传》的评价诸方面，初步探讨了《东坡书传》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