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德治”探微

《尚书》首先强调的是君王之德，并要求“德纯一”，力戒“三风十愆”。并提出了君王之德与治政养民的辩证关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揭示了“慎徽五典”、“明德慎罚”等实施“德治”及法、德相济的几种有效方式。     

朱熹《尚书》学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对伪《古文尚书》提出有价值的考辨意见 ,这对后世的《尚书》辨伪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又推重《古文尚书·大禹谟》 ,对伪古文既疑且用 ,丰富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 ,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尚书》敬语论

本文全面考察了《尚书》敬语的分布与类型，阐述了《尚书》敬语的功能与影响，指出了研究《尚书》敬语现象的重要意义。     

对顶头上司要敢于“提醒”

<正>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到圆明园耍;耍起来也不尽兴,便弄园内的珍奇宝贝耍;翻箱倒柜地找宝贝,发现不对劲,有好几件宝贝被贼偷去了。乾隆气得吐了第一口血:哪个贼胆大包天,敢来偷我皇帝老子的东西?不像话!乾隆心情大坏,着实发了脾气,召人查案。查案的人脚不点地地来了。很快案子破了。这倒不是乾隆英明,也非手下能干神勇,而是作案人太没技术含量:除了家贼,谁来偷?偷技达到偷皇家水平的,很多,但胆敢偷皇帝家的,几乎没有。皇     

从《尚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

典籍英译意义重大而又任重道远。两个《尚书》英译本的比较显示:熟悉原著是基础,理解经义是关键。要想提高典籍英译质量,除了英文造诣和翻译经验外,更需译者认真研读典籍文本,充分吸收前人典籍研究和翻译的成果,并加强与汉语典籍专家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的合作。     

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尚书〉平议》通假借校释方法评议

通假借是俞樾《〈尚书〉平议》的一种重要校释方法,其特色主要表现为对假借或通假理论的正确认识和综合运用。对之进行评议,以求比较同类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并确立俞樾在训释校雠学术史上的杰出成就,对于《尚书》学史及汉语训诂学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魏晋参录尚书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魏晋南朝时期,出现了二人或超过二人参录尚书事的制度。参录尚书事的人,彼此之间并无分工,而是对尚书事务共同负责。多人参录制,较之一人单录制,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凝聚更多的智慧,加强尚书事务的处理能力;二是能够形成尚书省长官之间的权力制衡,避免专权独断的局面。正是参录制度的两个制度优势,加上皇权有时式微的机缘因素,使得魏晋比十六国和南朝都更加盛行参录尚书事现象。     

论《尚书》的忧患意识

《尚书》的忧患意识可概括为以下方面:永敬大恤要牢记;居安思危终不困;慎终如始事必成;慎行节俭谋长远;兢兢业业履薄冰;重大事项需审慎;经常反省助成功;懈怠嬉戏应戒除;"三风十愆"终亡命。上述各方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居安思危防祸患是核心,兢兢业业常反省是保证,审慎警觉是关键,抵御淫乐是底线,敬天顺民是根本。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