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尚书分曹再探——以尚书三公曹为中心

两汉尚书曹的发展可分为五曹五尚书、四曹四尚书、六曹六尚书和五曹六尚书几个阶段,反映着作为单纯文书收发和保管者的尚书逐步参与到政务裁决的过程,并由此开启了尚书省在隋唐之际成为全国日常政务的总汇和最高裁决机构的演变。其开始演变的标志就是发生于东汉初的尚书分曹标准由文书外生的身份(上书者)属性向内生的职能(政务)属性的转折,推动这一转折的却是西汉晚期昙花一现的"主断狱事"的三公曹。此外,东汉初尚书三公曹之所以由二千石曹分出,是因为西汉末三公曹被废置时,断狱事被合并入了二千石曹。而根据蔡质《汉仪》的记载,东汉尚书吏曹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从属三公曹的形式存在的。这是前人尚未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常州学派与《尚书》之“微言大义”

常州学派虽以公羊学名家,但《尚书》学同样是其重要研究领域.常州诸子治《尚书》,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通过议论《尚书》中史事、诸经互相发明、解说圣人笔法、旁参宋学,对《尚书》经文作全新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公羊学的影子,同时也受到宋学的影响.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王安石《尚书新义》的诠释特性——以其哲学思想为视角

以正统儒家自居的学者对王安石《尚书新义》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的学术不正,但也并非完全否认其学术价值。王安石在《尚书新义》的诠释中表现出的一些思想例如君臣思想、对微子出走行事的看法及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利用,都与正统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这是因为王安石不仅遵循道德性的标准,而且也遵循智性和有用性的标准而形成的,是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在变法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尚书》学研究

黄式三的《尚书启幪》总结了前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以简易的形式将其呈现给学者。黄以周的《尚书讲义》接受前代学者的辩伪成果,并作了重要的发展。他们治《尚书》,讲求小学以通训诂,讲求礼学以通滞难,推求经例以贯穿全经,重视会通以证经说,讲求大恉以提纲挈领。他们的《尚书》学研究觅得正解,简易便学,明辨正误,触类旁通,是上乘之作。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隋文帝杨坚的用人

不拘一格,妙选人才。高频为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隋文帝拟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但高颍觉得自己资历还不深,不应当一下子位居高位,否则会使大臣不服气,于是上书辞谢,推荐名士苏威担任尚书左仆射。隋文帝先接受了高颖的辞呈,成全了他辞谢的行为,但是没过几天,依然让他担任尚书左仆射。他解释道,自古善于举荐人才的都要受到奖励,高颖向我推荐人才,说明他没有私心,能够为百姓做事,是胜任这个职位的,然后还加封他为左卫大将军,统领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