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对农户性别分工和福利分配的影响

通过对河北省玉田县的实证分析,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配置、家庭决策权及家庭福利分配方面的性别变化,认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产品的类型和企业的规模对妇女参与企业管理和程度有较大影响,而妇女是否参与工业劳动、是否参与管理与妇女参与家庭决策及福利的获得为正相关关系。     

论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按劳分配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有争议。随着思想解放不断深入以及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提出,对按劳分配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重新学习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属性的分析,可以得出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要求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企业分配方式的变革与选择

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分配方式名为“按劳分配”, 实为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后,企业采取了“工效挂钩”的分配方式, 但存在着挂钩基数和浮动比例不科学、不完善等问题。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要求, 新时期企业分配方式可概括为：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并统一起来; 以市场分配为主, 实施政府宏观调控; 完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 保证合理的分配结构。新时期企业分配方式只有在企业整体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及其分配效应分析

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活动在典型农业地区的两个理论模型和六个计量模型的对比,发现大陆农村的离农就业主要由同村人的外出就业及收入信息、劳动者的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而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人均耕地、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明显,大陆外出离农就业者所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为在农就业者的１０倍,在家离农就业者的增长贡献也为在农就业者的４倍。而台湾的离农就业主要受文化程度、劳动者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其离农就业户的收入为在农就业户的２．５倍。大陆的相关政策,除了强化扶贫、改善教育等措施外,还应注重扩大农民的入市权利和机会,以及构造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载体     

论《西厢记》许渊冲英译本的再叙事

翻译是一种再叙事,经典文学外译构成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叙事。以“再叙事”视角考察《西厢记》英译本,探讨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西厢记》的叙事重构。研究发现,译者通过对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引导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经典戏剧《西厢记》的文学与艺术价值。研究旨在拓宽叙事视角的研究范围,为中国戏剧文学外译提供借鉴,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助力推广我国戏剧文化。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

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利用CFPS 2018数据,使用基于RIF的ITE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能显著增收,但转入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增收不明显;(2)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显著;(3)土地流转(尤其是转出)有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优化农户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实证结果稳健地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对实现农户群体“提低扩中”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西部和东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农户流转土地,以增加其兼业和非农收入等政策建议。     

论邓小平的知识分子分配观

知识分子如何参加工资分配,至今尚没有独立的理论和方略;在邓小平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也没有现成的答案。邓小平集中思考了这个问题,最终创造性地形成了知识分子分配观。其重要架构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创新分类管理的模式;明确按劳分配的导向;凸现智力资本的价值。邓小平的知识分子分配观不仅为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提供了理论方法上的依据,而且也将知识分子的分配提到了新的高度,确实是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实践。经过十几年的检验,邓小平的知识分子分配观已经显示出它的蓬勃生机和理论风采。     

浅析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

我们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达到此目的就要把社会主义的蛋糕做大。此外,关键是如何切蛋糕。做蛋糕时发展的问题,切蛋糕是分配领域的问题。要发展就得讲效率,而分配必须讲公平。有了效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有高水平的公平;反过来,不公平也影响和制约效率。因此,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和紧迫任务。     

制造关联：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利益联结与关系再构——从地方政府行为切入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依托企业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而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关键在于,通过地方政府的主导以及针对企业开展的经济、情感、社会和政治动员,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形成了经济、组织、社会互动等层面的新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不仅使得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建立了相对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还再构了地方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关系。通过关联的制造,贫困户被嵌入多类型的产业链条,而企业则通过利益分享促进了贫困户的脱贫。制造关联对扶贫工作的促进能够展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展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但该模式下承担脱贫帮带责任的企业也面临多重困境。因此,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需要关联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而非单向性的利益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