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治理向自主治理演进的选择依赖——公司治理契约执行机制演进中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是公司治理契约的核心问题.投资者关系管理是维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准租金创造与分配的公司治理契约的执行机制.公司治理作为界定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契约,其执行机制是,沿着由私人自我执行、第三方中介私人执行到国家法律强制执行再到公司自主执行的路径不断演进,其演进机理是,基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权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司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公平分配:考问当代中国的公平理念

公平分配是社会生活永恒的道德难题.绝对的公平不过是一种理念,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因而公平分配只能是一种制度选择.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分配不应是简单地缩小差距,而应该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分配过程中都受到公平的对待,获得其应得份额,从而实现社会生活成本的合理负担.     

论精神性政治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

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两种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一是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二是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体现了政治价值的现实关怀,而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则体现着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该文在把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看成是资源分配过程的前提下,论证了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漏洞及其衍生后果,以此来丰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重构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应当以实体构成为依托,促使证明活动成为庭审的本质和核心,并成为证据裁判的补充.诉讼总是有风险的,证明责任就是诉讼中的一种风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只有建构(检察官)争点形成责任-(被告)疑点形成责任-(检察官)疑点排除责任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才能合理分配诉讼中的风险.争点形成责任、疑点形成责任和疑点排除责任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争点和疑点的不同内容也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南方谈话”和“入世”后效果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从而也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但其对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使用1988—2008年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两大重要事件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的外生变量,实证检验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以发现:对外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对城市与农村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就"南方谈话"后的第一阶段对外开放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总体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就"入世"后的第二个阶段对外开放而言,其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入世"拉大了城市高端和中端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但也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     

权益分配、制度设计与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法规“人为”地把全国居民分为了“农业户口”居民与“非农业户口”居民,由此构建起一套不平等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当前,要顺利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扩大“内需”,必须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但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群体的权益分配问题。为确保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必须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协调好相关群体的权益分配。     

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再思考?

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中国迫切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由社会物质生产和劳动分工决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工资收入水平,因此,一味地强调收入分配平等,最终将损害社会整体福利。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每个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第三个经济发展引擎,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已迫在眉睫。本文首先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其次着重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整合,最后提出了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利益分配机制的对策建议,并强调急需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行动者的定位及其激励——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激励也大不一样。其中,中央政府承受着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肩负着制度供给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垄断行业等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但他们又是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也相应提出了选择和优化改革策略的要求。公民参与具有良好的内在激励,并有民主控制和达成共识等方面的意义,对公民的赋权决定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和未来。     

陈丕显：“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一 从小津第一次见耀邦起（陈小津,陈丕显长子。胡耀邦在1974年之际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尚未分配工作——本刊注）,耀邦就多次要小津转告我,要保重身体,要充满信心,要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要相信很多老同志都时时刻刻惦念关心着我。耀邦特别让小津告诉我,解决我的问题比解决任何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因为当时“四人帮”王、张、江、姚都还在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