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     

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途对种植户农业增收的影响

如何发挥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扶持农户农业生产并实现增收的作用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对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经济作物种植户农业增收的缘由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阐释,基于宁夏农地产权抵押试点区1 562个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类别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于经济作物种植对促进农户农业增收的概率比用于粮食作物种植高18.2％;种植农户贷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是农地产权抵押贷款促进农业增收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于经济作物种植促进种植农户农业增收的作用要比粮食种植高出7.5％。为此,金融机构在积极响应国家金融扶持“三农”政策的过程中,应针对种植农户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途差异制定个性化的贷款方案与帮扶措施,协助种植农户在确保生产经营有较好盈利率的前提下理性扩大经营规模。     

欠发达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需求及农户意愿——基于甘肃样本农户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甘肃省6个县区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以农户的视角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现状与农户需求意愿。分析结果表明：①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环节和内容存在片段性和不稳定性;②服务组织与农户利益联结不紧,服务的单一性、一次性特点突出;③服务性质的商业色彩浓、社会公益性弱;④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受到具体条件（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家庭特征及户主个人特征）和一般条件（地理位置、交通通讯、市场体系等）影响,这两类条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程度不同,需要区别对待。     

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的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全国26省（市）农户的调查

农户的行为能力是土地产权实施的重要方面。以行为能力理论为基础,采用全国26省（市）农户调查的数据,构建了一个由3类能力与5类农户组成的“3×5”的分析模型,测度和分析不同农户在土地产权实施中行为能力。基于行为能力的测度量表与农户问卷数据分析表明：5类农户表现出不同的产权行为能力强度和结构性差异,中间户与偏非农户的土地产权行为能力表现出相对强势的特征,而纯农户、纯非农户与偏农户表现出相对弱势的特征,其中纯农户的土地产权行为能力最弱。并分析了成因,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选择性干预的政策建议。     

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12省1 926户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全国12省1 926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60%的样本农户接受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其中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普及率较高。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升稻农的技术效率,但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生产规模小于80亩农户而言,土地平整、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作用明显;而对生产规模大于80亩农户来说,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栽插服务的作用更显著。因此要积极推进机械化稻作服务,加强机械化技术集成,提升农机具的适用性和适配性,同时要针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需要和作业条件调整服务内容,着重提高机械收割、田间管理等环节的服务质量。     

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下农户技术效率研究——基于江苏省桃农的调研数据

基于2016年在江苏省桃主要产区调研所获得的微观数据,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下桃种植户的技术效率,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其效率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组织模式下桃农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农户+合作社（协会）”模式下桃农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农户+企业”模式次之,“农户+市场”模式最低,组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要素投入配置,从而带来桃农技术效率的提高。在影响桃农技术效率的各主要因素中,种植规模、种植年限和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模式下桃农技术效率有显著性影响,但影响方向和程度有所不同;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参加技术培训次数在“农户+合作社（协会）”模式下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综合考虑农户受偿意愿、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构建生态补偿标准转化模型,对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分区特征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365.64亿元/年,湿地农户受偿意愿总值约为82.96亿元/年,鄱阳湖湿地行政区内部和外部生态补偿标准总值分别约为86.88亿元/年和84.91亿元/年;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对策建议。     

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食品追溯体系对农户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激励作用,得出以下结论：提高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性、增加对提供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报酬以及加大对提供不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惩罚力度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可以降低农户的隐匿行动,增加其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通过对最早推广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影响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主要有：蔬菜种植的高成本收益率、可追溯蔬菜高价预期、加入产业化组织、接受政府补贴和参加技术培训,逆向激励因素主要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不安全食品供应商的惩罚力度、农户对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风险预期。     

陕南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安康市256户家庭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从农户的资本要素、经营结构与地理因素三方面研究了移民政策下农户的收入情况。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资产要素禀赋方面,物质资产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高收入水平家庭起显著正作用,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作用较明显;农户的经营结构方面,通过减少农业劳动时间比例和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地理因素方面,距离城镇远近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不明显。研究最后得出了移民政策对农户的收入起到正的作用的结论。     

新疆订单农业实践的经济学分析——以番茄产业为例

该文对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中部地区的番茄产业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就农户与企业订单合作中产生的"学习效应"、"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现象进行了经济分析和解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