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时代中国商事权利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民商合一”为立法指导思想,但相关商法规则并未能彰显商法的特殊性,部分商事权利规则更是存在重述性规则过多、以民法的权利思维定式表达商事权利等局限,难以满足商事实践需求。商事权利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基于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差异、民事权利体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商事权利的特殊性,构建独立的商事权利体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在《民法典》时代,构建商事权利体系有助于推进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保障商事权利的实现、促进相关规范的准确适用,此亦是在商法层面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的重要呈现。我国在构建商事权利体系的过程中,需正确处理民事与商事权利体系之间的关系,关注商事权利在特权性与限权性之间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明确我国商事权利的基本类型与内容。     

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探讨二轮延包中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具体表现,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已死亡的农民有地可耕,新出生的农民无地可种;嫁出的闺女有地可望,娶入的媳妇无地可盼;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农村精英有地可租,留守乡村务农的普通农民无地可耕;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小农经营占主导的土地分散零碎化局面犹在;进城农民“人地分离”且土地依赖程度低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普遍。深入剖析了二轮延包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深层原因：第一,地权固化的趋势使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人有份”的要义难以得到兑现;第二,人多地少的国情及农地社会保障兜底功能使得小农经营格局得以延续;第三,进城农民土地流转渠道不畅与土地退出机制不健全。最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构建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依法落实无地农民的承包地;第二,基于市场机制构建起进城农民土地退出与无地农民土地承接的新机制;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中经营的新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70年历史进程与经验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大体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建立村委会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基层民主,后来废除了存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制度。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70多年历史进程也为我们日后的乡村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广大农民的持续奋斗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在。当前,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面临着参与积极性不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组织化程度亟待提高等难题。为此,充分发挥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农民主体作用,要健全涉农政策,激发农民主观能动性;要振兴乡村经济,确保农民增收致富;要落实助农帮扶,打通服务农民“最后一公里”;要自觉承担主体责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     

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培养新型农民

基于为新农村建设培养新型农民的视角,探讨农村基础教育功能的生成与实现,其主要经历三个阶段.是功能取向的确立、功能行动的展开和功能结果的释放.同时.注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应答.     

桂北山区旅游目的地农民礼仪形象建设探析

论述了大桂林旅游圈桂北山区作为民族风情旅游目的地农民礼仪形象建设的必要性,认为应该采取全民参与礼仪形象建设等多种对策,来提高农民的礼仪素质,塑造旅游品牌,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