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杀行为的违法性

自杀行为是行为人认识到死亡结果,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并具有自愿性的行为。对于自杀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不能基于硬家长主义的刑法观,也不能认定其处于"法外空间",而应基于自主决定权,即符合主客观要件的自杀行为阻却违法,对于司法实践中符合构成要件的参与自杀案件应通过限缩解释进行出罪化处理,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发挥自主决定权的绝对价值。     

刑法中的构成要件保护范围理论研究

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主要包括被害人的危险接受和第三人的责任范围两类案例群组.为了揭示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的理论根据,刑法理论提出了共犯从属性理论、自我决定权理论、溯责禁止理论等,最终落脚在规范论的溯责禁止理论上.根据该规范论的溯责禁止理论,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是先于客观归责判断的正犯责任范围判断,是实质构成要件理论的前提性组成部分.     

论中国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规则

知情同意规则起源于美国法,后来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中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确立了这一规则,《侵权责任法》在总结既有立法经验和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发展完善。知情同意规则,应当包括两项要素,即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也称说明义务）、患者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医务人员违反知情同意规则承担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其所保护的权益包括受害人的隐私权（即自主决定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符合责任构成要件时,医务人员要对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要依据雇主责任制度对患者承担责任。     

逮捕决定权阶段性制约机制设计

中国目前能够行使逮捕决定权的主体是检察院和法院,但在司法职权的配置中并未有集中或分别设置制约机制,缺乏对检察院、法院两机关逮捕决定权的制约和监督,影响了公民基本人权的司法性保障。逮捕决定权的行使涉及报请批捕、决定逮捕和捕后未决羁押三个阶段,据此分别设计制约机制,有助于实现逮捕决定权机制的完整性,统一检察院和法院在不同阶段的制约要求,增强司法应用的可操作性。     

同意伤害的可罚性检讨——以共犯的处罚根据为视角

由于自我伤害不为罪,则教唆自伤的行为也不为罪.如果同意伤害不具有违法性,则自伤者的教唆行为也不为罪.如果同意伤害行为具有可罚性,则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及修正惹起说都会得出自伤者的教唆行为具有可罚性的结论.关于同意伤害的可罚性问题,日本有"全部可罚说"、"社会的相当性说"、"危及生命的重大伤害说"以及"不罚说".从彻底尊重个人的意思自由决定权,以及适应器官移植等现代医学需求的考虑,同意伤害的"不罚说"具有合理性.     

央视3·15晚会曝光保健品市场乱象

今年央视3·15晚会上,诸多“来路不明的保健品”被曝光。晚会曝光了不法商家忽悠老年人的4招惯常骗术:第一招,洗脑营销。打着免费健康讲座的旗号,向老年人灌输歪曲的健康理念,虚构夸大他们的病情,诱惑他们买保健品和治疗仪器。第二招,亲情营销。营销人员一见面就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哄老人高兴,其实看中的就是老人兜里的钱,让他们买保健品。第三招,体验营销。拉着老人体     

"群租"整治令与宪法隐私权

近期,上海市政府为整治"群租"方式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这些措施涉及到宪法隐私权在公民私生活自主决定权方面的保护.公民与谁合租,以何种方式合租,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受宪法隐私权的保护.国家除非出于更为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否则不能对公民的私生活横加干涉.群租方式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隐患,完全可以采取社会成本较小的措施来消除,而大可不必去直接限制群租.上海市以"禁"代"治"、以"限"代"管"的做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隐私权,应属违宪.     

论失独老人意定监护合同法律构建

失独老人意定监护合同是失独老人为防止其行为能力发生障碍或丧失,致使无法处理自身事务而预先订立的一种授予代理人处理本人人身及财产等事务权利的合同。我国现行法域尚未规定失独老人意定监护合同的法律适用,在人权理念冲击下,无法契合高龄化社会的需求。意定监护合同应遵照合同自由原则,以当事人意思决定为基准,设定监护人及其监护责任范围,并由相关机关给予公证及监督,实现对失能的失独老人进行权益保护。     

破解“人走政息”迷局的三大举措

因全民免费医疗而闻名全国的神木模式,随着郭宝成的调任又引起了是否会人走政息这个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锐意改革的故事在不断上演,人走政息的故事也在不断上演,从蛇口开发区制度创新到青县模式,从温岭民主恳谈到漳州市夜谈联动,地方新政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涌动层出不穷,但是,鲜有摆脱人走政息迷局的。     

对减刑性质和程序的理论思考及对策建议

减刑在性质上属于刑罚的变更而非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 ,其是对终审判决的修改 ,应归属于审判权的范畴 ,按照司法的程序进行运作。而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减刑的适用是按照一种近似于行政报批程序来运作的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暗箱操作”、公开性和透明度的缺乏 ,公权力行使的恣意化 ,参与机制的缺失 ,以至于使减刑制度蜕变成了犯罪人逃避刑事制裁的一个“合法”途径。要对减刑的程序加以完善 ,使之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就必须以建构三角形的诉讼构造模式为目标 ,按照司法程序的要求对减刑程序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