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

生物安全损害具有高风险性、潜伏性、非对称性、利益复杂性等不同于传统损害的特点,愈发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是风险社会背景下为回应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而出现的新型侵权责任类型,是生物安全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其规范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基于生物安全法治的现实需要不断完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之平衡、技术发展与风险规制之协调,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层面的正当性基础。《民法典》中关于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以及高度危险责任等侵权责任的规范依据可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提供参考,国际法规范与实践、典型国家的立法及其实践亦可供借鉴。为此,应遵循责任分担原则确保赔偿责任在法律主体间的合理分担,以风险预防和合理分配为依循确立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基于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并通过责任限制协调价值张力与冲突,进而实现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优化。     

信用风险转移与有效风险分担

银行信贷资产管理模式从静态“发放—持有”模式向动态“发放—分销”模式的嬗变体现了信用风险分担模式的变革,应运而生的信用风险转移(Credit Risk Transfer,CRT)市场,既使信用风险分担方式更灵活、有更大的效率提升空间,蕴含着可能放大交易主体信用风险、甚至扩散为系统性危机的风险.本文就此提出了信用风险转移的“目标—准则—行为”范式,核心在于提出CRT交易的微观与宏观准则,实现“有效信用风险分担”的目标.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低生育率时代,制定降低养育成本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家庭生育特征的重大变化。目前,生育一孩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孩的养育经历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分析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差异,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析当前我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一孩母亲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女性肩负的养育成本责任增多,母亲在承担着照料孩子主要角色的同时分担着传统家庭中由父亲独自承担的养育经济成本,此外还要担负养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新时代家庭养育分担模式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女性期望在家庭与职业间寻找新的平衡。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经济支持对再生育并不完全起到消极影响,有较高收入能力和良好工作保障的一孩母亲是再生育的潜在群体,对生育构成阻碍的是伴随女性经济成本承担出现的机会成本压力。丈夫在养育照料上的平等分担对女性再生育没有起到十分显著的影响,预示着性别平等理念还未彻底渗透于养育家庭内部。祖辈照料是转移女性照料负担,促进生育行为的积极力量,但因老人身体不佳导致的隔代支持缺乏正逐渐成为再生育家庭的困扰。     

产品责任视角下零售商主导供应链质量激励策略研究

在制造商质量缺陷导致消费者效用损失,并使零售商承受产品责任的情形下,本文考虑了如何设计质量激励策略,以提升制造商产品质量水平。基于此,本文构建以零售商为核心的供应链博弈模型,考虑了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和事后收益分享策略,及相应的零售商决策和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两种模式,研究了供应链运作策略差异,揭示了如何设计更加有效的质量激励策略。研究表明,相对于分散化决策,质量激励策略促进了产品质量和供应链企业及系统业绩的提升,且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比事后收益分享策略的效果要强;在不同决策模式下,零售商决策下的产品质量、市场需求和零售商利润相对较高,而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下的制造商利润和供应链系统利润相对较高。这揭示,较低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导致了相对较高的供应链系统利润;从供应链系统角度看,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下的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是最有效率的。此外,数值分析结果发现,责任成本提高了实施质量成本分担策略的动机,但降低了实施收益分享策略的动机;分担较多的质量成本,并不意味着较高的产品质量和供应链利润;要求供应链下游核心企业承担责任成本,并不会对产品质量和供应链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构建

环境侵权具有特殊性,如加害人的不确定性、侵害对象的社会广泛性以及因损害后果的发生通常借助于环境要素这一媒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理环境成本提高等.仅依靠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将无法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所以,通过建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对损害进行赔偿救济,成为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将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设立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等制度,给予受害人及时、有效的救济.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并不是新生事物。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起步阶段,党和政府就积极依托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建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予以补偿和奖励。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逐渐成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分析

本文分析了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推导出其成本应由公共财政和受教育者共同承担,这是高等教育实施成本分担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比免费高等教育和实施成本分担的高等教育体系,证明了实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可以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同时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合同治理对BT项目投资控制的案例研究

通过对BT项目多层多级委托代理链的分析指出,BT合同是衔接公、私两个阵营投资控制主体的重要节点,因而合同治理对于BT项目投资控制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以深圳地铁5号线BT工程为例,分析了其回购总价款的构成及影响因素、投资控制风险分担方案以及控制权配置情况.结果显示:深圳地铁5号线BT工程良好的投资控制效果得益于其合同设计中较高程度的“权、责、利对等”,以及政府适当掌握的BT项目建设期间特定控制权,从而使政府在BT项目投资控制中处于主导地位.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工程项目风险分担框架研究

以往关于工程项目风险分担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层面,将风险分担视为静态的一次性活动,从而弱化甚至忽视了其制度属性。本研究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重新审视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担,将其划分为缔约阶段的风险初次分担和履约过程中的风险再分担两个联动过程,强调前者天然的不完备性和对后者的规范作用,以及后者固有的治理属性和对前者的弥补与调节作用。风险分担整体框架的构建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在合同中的激励功能以及在履约过程中的治理作用,改善工程项目风险分担的效率和效果。     

基于项目治理的BT模式选择分析——以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为例

项目治理理论认为项目控制权配置与风险分担的匹配性对项目建设绩效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工程项目交易方式的选择通常仅考虑项目管理层面因素,而忽略了项目治理层面因素的影响,这导致BT模式下工程项目交易效率较低,成为制约BT项目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推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引入项目治理理论,以BT项目契约中风险分担匹配项目控制权强弱为原则,构建出项目特点、项目管理及项目治理三维度的选择框架,并得出强BT、标准BT、弱BT三种模式。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选择框架的有效性,为城市轨道交通BT项目的创新和优化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