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对中国滞美学人政策演变探析(1948—1955)

新中国成立前后,数千名中国学人被迫滞留在美国,形成滞美学人群体。针对这一群体,美国政府不同机构根据中美关系发展的形势,在不同阶段制定和实施了多项政策。中国抗美援朝前,中美关系尚未“尘埃落定”,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为宣扬美式“民主”和“人道主义”,通过中国学生紧急援助项目对滞美学人进行资助,并鼓励其回国。中国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纷纷阻挠、刁难并最终禁止自然科学类学人回国,同时国会也出台一系列移民法和难民法,旨在变更滞美学人政治身份。日内瓦会议前后,中美关系暂时缓和,美国国务院和移民局转而将滞美学人作为谈判筹码,胁迫新中国交换被其依法扣留的美国人。1948—1955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滞美学人政策的变化,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亦折射出美国对华教育活动的政治化倾向和美式“人道主义”的虚伪。     

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法律价值:体现平等、彰显人权、追求正义、维护秩序。然而这些价值的完全实现却非一蹴而就,除受制于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外,还体现了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的和谐统一。     

内蒙古出新政促就业

2009年,内蒙古政府积极应对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制定一系列积极就业政策,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1．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05％以内。内蒙古实施了稳定就业岗位、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培训规模、开展就业援助、强化就业服务等一系列积极就业政策,     

日本产业调整援助政策研究

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更迭升级。在许多主导产业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主导产业逐渐丧失竞争力,经历了衰退的过程,对此,日本政府因时因地制定和实施了特有的产业政策进行援助。产业政策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的特色政策之一,帮助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恢复,而70年代初的能源危机又中断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当大批产业部门受到影响时,日本政府通过实施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让衰退产业较为顺利地实现了转型升级,整体的产业结构也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构建基于EAP的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管理体系

在充满竞争与挑战的当今社会,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有效地管理教师心理健康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管理的缺失反思与EAP研究,提出将EAP引入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管理,并从目标设置、实施保障、运行操作等方面构建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管理体系,旨在引起人们对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视,提高教师心理健康管理效能。     

数字

211亿元 商务部2014年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年商务部的支出预计达257亿元,其中对外援助支出预算达211亿元,占商务部整体预算开支的82%,是商务部最大的支出项。 1／4 英国和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城市化及全球化步伐加速,加上大规模推行语言统一政策,全球语言中有114正濒临失传。     

全球核打击能力大起底——中国核打击能力报告

中国核潜艇看似风光的背后,其实是艰难与曲折。1959年9月,前苏联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称,“核潜艇的技术复杂,你们（指中国）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并拒绝向渴望拥有核潜艇的年轻共和国提供核潜艇的技术援助。“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打破世界军事强国前苏联的核讹诈、核垄断,毛泽东主席果断发出了这一伟大号召。     

“发展”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发展” ———解读《遭遇发展》

现代性的诞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逐渐消逝。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巴西利亚的建造标榜了人类对社区地理规划的开始;包豪斯风格的发展呈现了人类关于功能与技术要求的回应;科学林业的普及,唤起了人类对整齐与一致性的追求;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的制式化管理,加剧了人类对时空规则的依赖。的确,现代化象征     

论“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的国际法核心原则、要素

近年来,针对各种灾害可能导致的人权或人道主义灾难情形,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研究和编纂"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原则和规范。该领域的核心原则、要素主要是,主权国家是"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受灾国在本国应对能力不足时负有寻求援助的责任,以及不任意拒绝外部援助的义务。在遵循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主体获得了参与治理的权利(责任)。当一国无能力或不愿意保护和援助其境内受灾害影响的人员时,国际社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所允许的程序和方式提供外部援助与保护。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各种灾害威胁下的人民,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建立和实施预防战略和机制。这些核心原则、要素为该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原则指导和路径方法,并塑造了具体规范、机制等。     

中日首脑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首脑互访频繁,互访次数位居大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脑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发挥了显著的管道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迅猛发展,首脑外交是双方关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