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和解救了一家

“和为贵,谐为美”,在用法律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探索审查逮捕案件刑事和解机制,或许能化解很多家庭内部的长期积怨。近日,山东省青州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联合居委会成功化解了—对积怨多年的父与子之间的矛盾纠葛。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本土化进路——以域外明确性判断标准考察为基础的展开

作为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明确性原则是现代刑法实现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域外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而衍生的明确性原则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下有其独特的运作程式与机能,不能直接作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明确性的内涵。基于对域外明确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及其实现刑法明确性路径的考察来思考明确性原则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本土化进路:在肯定并完善刑法有权解释的基础上构建以判例模式为范本的刑事司法审判规则指导制度。     

作为犯罪控制的刑事审判之法理分析

刑事审判是犯罪控制的基本机制,有其内在的机理、功能和目的,通过法律性、公力性、程序性、刑罚性、恢复性、强制性的机制和方式,促进了犯罪控制这一社会工程的建设、运作与维护,体现了法律的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之目的,实现了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在现代法治社会,提倡恢复型司法,刑事审判通过刑罚,一方面惩罚了犯罪,实现了社会防卫和社会控制;另一方面诉诸强制,诉诸改造、矫正,让其回归社会,重新成为守法的公民.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中,应该树立和发扬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法律至上、正当程序、法律平等、程序优先等法律理念,健全和完善人权化、法律化、理性化、公平化、大众化、正当程序化的刑事审判制度,进一步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推动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促进犯罪全面控制的实现,促进包括犯罪人在内的人权保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制约因素和对策分析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其实施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从环境因素看,我国法律缺乏足够的权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难以从现有法律体系中获得力量。其次,从主观上看,它受到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刑事法律的主要精神、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其三,从客观上看,其实施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问题,要实现法治,树立法律的权威,当前要做的是逐步解决上面提及的阻碍其实施的具体因素。     

刑事司法语境中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国家机关是该罪的犯罪主体。欠薪行为人罪化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具有恶意。“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规定对关于恶意的证据认定做了有力补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结果犯,影响该罪成立的是追诉时效。该罪的免责条款规定较为严格,而这实际上与该罪设立之初的立法原意相违背,应当予以修正。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以“文强案”为视角考量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组织犯罪愈显猖獗,并且已经发展到中级形态,这对我国的治安状况是个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文强案"凸显出我国当下有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的新特征。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反腐、行业监控和完善法律几个方面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下民族习惯法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与应对——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处理刑事纠纷中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刑事司法产生着消极影响。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并存着另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系统,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需要理性和务实地看待民族习惯法在当下民族地区所展现的能量,在刑事司法中改造和整合民族习惯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既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刑事诉权:概念、特征与制度基础辨析

与民事诉权相比,刑事诉权除具有平等性、法定性等与民事诉权相同的属性之外,还具有主体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行使的阶段性、分类的特殊性和处分的有限性五个特点。刑事诉权产生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诉的利益,其行使的基础是控审分离制度,其行使的界域是诉因。     

检察执法的业务指南与价值导向——《名家评案: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诠释》读后感

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主编,省委书记周强作序,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李步云、储槐植、徐静村先生逐案评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的<名家评案: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诠释>(以下称<名家评案>)一书,在案头已有一段时间了,最近才全部读完.掩卷之余,意犹未尽.     

犯罪本质特征检讨和重构

按照通说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其地位和作用在刑法中是举足轻重的,但现在却已经受到诟病.在批判把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犯罪的本质特征应是应受刑罚惩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