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公司性质与上市公司合谋——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3-2005年受处理的78家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体监督、上市公司性质与上市公司合谋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可以有效的防范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而上市公司性质对于上市公司的合谋则影响不大.此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充分地保障媒体舆论的言论自由,从而抑制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而通过产权转移来抑制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则意义不大.     

风险管理价值理论综述

通过对企业风险管理价值理论的梳理与分析,对其成本收益假说、系统性风险假说和非系统性风险假说前提、理论背景以及作用机理进行评述,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冲结构与企业特征的关系,并尝试确定企业行为是否适应现存理论.然而,实证结果并未支持任何单一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实证研究仅是提供了风险管理提升企业价值的一些间接证据,缺乏对内部作用机制的深入考察.这也是未来研究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新探——案件事实信息理论在电子证据中的作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应用的飞速延伸,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从最早的恒生公司诉王洪网上名誉侵权纠纷到新浪诉搜狐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电子证据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电子证据的定义、与其它种类证据的共性、能够成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三个方面研究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这对证据体系和证据立法的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证据的运用具有积极、现实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

16世纪以来,法定证据原则开始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然而由于法定重视口供,又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恶果。18世纪西方又重新肯定了自由心证原则的作用,并通过制约机制遏制了可能的司法擅断。因此,反思自由心证原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探讨——兼论侦查程序改革

遵循刑事诉讼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取消立案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开端的独立地位。借鉴不同诉讼模式国家的立法例,将其改造为一种犯罪信息登记制度,作为侦查的前期工序,发挥司法统计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功能;建立随机型的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吸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实践中“初查”的做法,将其完善为初步侦查(调查)阶段,对案件进行分流。并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尤其要预防强制措施的滥用,提高刑事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水平。     

非法证据在庭前会议中的排除方式研究

2013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庭前会议程序,其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对庭前会议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庭前会议程序本身还存在法规模糊、制度欠缺等问题,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更是争议的焦点。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有关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款,考察了司法实践情况以及法学理论界的不同观点,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系发展阶段及特点出发,提出除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以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原则上应当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同时法律法规应明确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决定的效力。     

诉前证据保全之适用

与诉讼中的证据保全相比,诉前证据保全在功能上更加强调确定事实、促进诉讼、预防诉讼和减免诉讼;在条件上要求存在更加紧急的情况;在程序上必须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法院不得依职权适用;在程序保障上要求更多地考量对被申请人程序权利和程序利益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增设诉前证据保全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在类型上仍属于传统证据保全的范畴。面对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的巨大压力,实现我国证据保全制度现代性转型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适用诉前证据保全的一个重要指向。     

侦查取证规则基础理论研析

随着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深化,证据规则将逐渐建立,而作为其中必要组成部分的侦查取证规则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有效防止违法侦查的发生,从而从源头上避免非法证据的产生,同时,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趋势。侦查取证规则有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证据规则的法理基础。侦查取证规则的构建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模式,并主要围绕强制侦查行为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勘验检查与鉴定展开。     

论诉讼诈骗及其性质认定——与董玉庭商榷

诉讼诈骗尽管妨害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具有妨害司法罪(包括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某些特征,但从“侵犯法院审判秩序”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评价是不妥的。因为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只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才是目的。由于诉讼诈骗行为从本质上讲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所以从侵犯财产所有权角度分析才是正确的。现行《刑法》基本上能对所有诉讼诈骗行为进行评价,留给立法解决的问题只是进一步完善而已。     

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疑难问题研究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于52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行政证据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该条规定本身过于原则,实践中的应用还需进一步分解与细化。首先要对行政证据概念加以界分。其次应明晰与严格限制证据收集主体的"行政机关",除实物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之外,还应有条件的允许言词证据的使用。最后在刑事诉讼中采纳行政证据,并非在最终判决中采信,行政证据要严格遵循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好瑕疵证据的解释与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