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角度论刑事诉讼中证据的信息收集

在信息无所不在 ,法律层出不穷的今天 ,人类已经迈入了信息社会、法治社会。信息与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 ,是由国家在获取了一定信息的基础上而对已有信息行加工、处理的深层次的信息。刑事诉讼证据的信息采集是在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中证明主体 (包括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运用法律许可的方法和手段 ,发现、采集、提取证据和固定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 ,也是信息工作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化。     

对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诉讼中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是世界各国的通例,而我国因立法和观念上的原因,证人不愿或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就必须在立法上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及时予以完善。     

审判中心下统一证明标准之反思

在功能论的意义上,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最低终点线,是裁判结论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保障。我国统一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违背了诉讼认识的规律,忽略了不同程序的差异与功能,削弱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压缩了辩护的空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统一证明标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失去了适用的事实基础和程序基础。审判中心主义之下,证明标准只存在于审判阶段,应明确审前证据要求与庭审证明标准的区别;明确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的证据要求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差异性。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差异性的实现,应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完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细化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强化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论连续犯的处罚原则

连续犯作为处断的一罪为我国刑法所确认.司法实践中对连续犯以一罪从重处罚,判决确定后如果发现有漏罪尚未处罚,则一般将漏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进行处罚.这种处罚方法有违案件同一性理论,也与一事不再理原则不符.基于案件同一性原理与一事不再理一则,司法机关在发现连续犯尚有漏罪未作处理时,应视其已处罚完毕.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我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人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目前在刑事诉讼中人们从对被告人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已经开始转向对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关注上,本文仅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角度来阐述对被害人人权保障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的刑事诉讼从纠问式诉讼模式转变为类似于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式诉讼模式，这使法官确证案件事实的行为由庭前转到了庭审阶段，注重发挥庭审断案功能，因此，证人出庭作证成为新的诉讼模式的关键环节。但在诉讼实践中，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屡屡发生，成为严重困扰公诉工作和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大量的刑事证人拒绝到庭作证，将使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变成空谈，刑事庭审方式的改革就失去了意义。为解决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难题，本文试从社会、心理、法律等方面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再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对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证人不出庭,特别是重要、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这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和审判结果。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界定证人的范围,剖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及危害,以期构建一种更加完美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功能型检察主导之理论提倡与司法展开

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需要、轻罪渐次建构的现实,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三者共同催生了我国检察主导理论。但现有检察主导理论越发倾向“检察司法化”,具体表现为于外援引西方看似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检察裁判权”既有范式,于内泛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效用,以致撕裂“以审判为中心”和“检察主导”之间的客观联系。在中国司法语境和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构造之下,现有理论必然遭遇脱离文本的含义解读、诉讼模式的运行冲突、法治语境的制约失衡三重困境。因此,必须回归刑事诉讼结构本身,检察主导理论功能的证成也应遵循三个方面的要求：由权力分配的绝对走向功能主导的相对、从形式过程主导走向实质公正价值保障、从机械式程序衔接环节走向体系功能优化。     

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权利赋予不充分、律师介入权利受到限制以及侦查监督不完善等情况.未来<刑事诉讼法>应彻底转变诉讼观念,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并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完善其控告、申诉权和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讯问在场权、单独会见权等具体措施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实践语境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人权和限制刑事司法权规范有效地行使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进步和科学的重要标志.但从实践的视角审视,该规定的司法贯彻又面临着许多制度障碍和实践难题,如何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最大限度地排除和修正这些阻滞因素从而保证该规定得以有效贯彻和实施就成为刑事司法实践的重大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