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设置批判质疑

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改之后，其第306条一直在法律界备受关注，该条规定从立法观念、特殊主体设置、条文拟制、司法平衡、审判实践及实施后果上都引起极大争议，尤其是律师界对此条规定意见颇多。在宪政背景下，公权机关仍然是公众权利的受托人或者代言人，对公权机关的无原则歧视或者攻击，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另一种不尊重或者践踏。因为公权机关同样需要善待，一如公民权利需要善待一样。     

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启示

我国当前刑事诉讼领域，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处于刑事诉讼另一极的被害人的权利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刑事诉讼系统向度平衡论

刑事诉讼系统应当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控诉权能与辩护权能、解决纷争与实施政策向度间保持平衡。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新变化正是运用刑事诉讼生态平衡规律对其进行自觉调控的重要体现，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必须努力把握这种规律并具体运用于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改革完善中。     

关于公安机关实行书记员制度的思考

书记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检察院和法院在刷事诉讼工作巾都实行了书记员制度，同样承担着刑事诉讼职责的公安机关却从未启用过书记员。     

审判中心下统一证明标准之反思

在功能论的意义上,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最低终点线,是裁判结论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保障。我国统一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违背了诉讼认识的规律,忽略了不同程序的差异与功能,削弱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压缩了辩护的空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统一证明标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失去了适用的事实基础和程序基础。审判中心主义之下,证明标准只存在于审判阶段,应明确审前证据要求与庭审证明标准的区别;明确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的证据要求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差异性。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差异性的实现,应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完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细化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强化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刑事诉讼·审美教育·法律信仰

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的芙学属性与刑事诉讼法的美学属性只有在具体的刑事诉讼实践中才能展现.审美经验是一切人类文化赖以生长的根基.刑事诉讼作为经典的法制教育课堂,以其所具有的审美教育功能,以及由于其相对于其他诉讼形式对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最广泛的关涉程度、对于其他法律所独有的保障作用,所以我们首选刑事诉讼作为增益法律信仰的审美课堂,主张充分发挥刑事诉讼的审美教育功能,通过刑事诉讼的具体活动实施审美教育,籍此增进人们的法律信仰.     

法律进化论视角下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研究

以法律进化论为视角,以美国学者帕卡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为研究背景,运用价值分析法,在立足传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刑事诉讼模式重构可能存在的误区,并建议以本土法制资源和环境的改善为出发点,在强调制度整体性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深层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造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很多，既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导致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我国实行的“侦查中心主义”刑事程序结构。而关于这一点，在人们对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分析中往往被忽略。     

浅析社会权力及其对刑事司法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接受信息的途径和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刑事司法的过程和结果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评价和思考。然而，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于各类媒体、社会舆论却越来越多地影响甚至干预刑事司法的程序。本文从社会权力的概念入手，论述了社会权力对刑事诉讼中社会权力的介入，对公平正义这一刑事司法的最终目的所产生的影响。     

沉默权--保障人权的有力武器

法律将赋予公民沉默权,这是我国与国际通行原则接轨,法律进步的又一体现.法学界、舆论界有义务全面、正确地廓清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于一个法治社会的不同价值,同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也应对此作出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