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论旅游的本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以人类学的认知框架为基础,提出了旅游的仪式本质,并对其表达性和建构性的双重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同时,从文化变迁、社会分层、身份认同、角色再造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研究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是在原有数罪并罚规则基础之上,针对多样化的犯罪现象与司法适用而设置的规则。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异种自由刑并罚内容,吸收原则与并科原则各自蕴含着合理性依据。然而立足于整体数罪并罚的规则,此种规定却存在二者相互矛盾以及刑罚轻重的冲突,给理论研究与实践适用带来困扰。基于此,通过对域外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的考察,借鉴其中折抵和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提出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规则的改进建议:对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并罚采用综合折抵原则与限制加重原则的方式,而对有期徒刑、拘役刑和管制刑的并罚继续采用并科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数罪并罚的适用。     

在轻重之间求平衡——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完善

刑事政策轻缓化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依据不同的情形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处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修改应该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该罪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区分,通过增加罚金刑、缓刑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论环境物权的独立性

环境物权作为一项新的物权类型,是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和绿色经济发展实际的一种法制创新,也适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本文将从环境物权的内容、权利本质两方面进行物权理论与法理学上的论述,同时论证环境物权与环境权以及传统物权的关系,为环境物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存在提供理论参考。     

海德格尔对出自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追问——源始伦理学“在”之源的解蔽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出自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以对象化的方式对待人,这种做法并不是对人的本真关怀。由于海德格尔坚持存在论的真理观,因此他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出自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人道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人道主义认为人之人性是绽出之生存,人只有进入存在之澄明中才能使人之本质得到根本绽现。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反思并不是主张非人道主义,而是开启了人道主义的其他眼界,他把存在之真理作为人绽出之生存原初要素的思想称为源始伦理学。     

中国刑罚制度发展演变探析

刑罚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有久远的历史。中国的刑罚制度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至今,历经4 000余年发展,拥有完整的发展轨迹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刑罚制度的发展历程可见,刑罚的发展变化与特定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刑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鲜明特色,这种独特性和特色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深刻烙印。     

当代金融帝国主义的表象与本质——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之阐释

自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毫无停息之势,它无异于宣告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腐朽性.金融资本的虚拟性、辐射性和单极性只是当代金融帝国主义的表象或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其本质依然是“帝国主义”之垄断性、食利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帝国主义者们的)“解决方式”宣告了“金融帝国主义”之“新帝国”梦的破灭,也印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无比正确性和真理性,更为我们防范“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中国参与建立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历久而弥新的思想武器.     

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死刑裁量反思——贾敬龙案量刑妥当性多维分析

贾敬龙案涉及尖锐复杂的民间矛盾,属于由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民间矛盾激化所致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往往情有可悯,对之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应当审慎、全面地考察。虽然该案判决符合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但通过图尔敏论证模型进行实质分析后,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该案司法裁判的论证重心在于其"可杀"之处,而对"可不杀"之情节考察不足,显然论证并不全面。而司法机关对此案的裁判与以往实践中所采取的死刑司法控制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持立场不一致,缺乏融贯性。同时,对贾敬龙案做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也缺乏刑罚沟通主义精神。     

浅析人的本质理论的生成逻辑

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解读表面上来看大相径庭,实则具有相同的内核,都是从二元对立的观念论切入,排斥现实进入自身体系,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解释世界"。马克思用"现实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对人的本质问题做出了现实的、历史的、实践的解答,以社会为方法论切入,为改变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以意取象，以神写形——序《汉风画集》

汉风是一位很有思想见解的艺术理论家和画家。作为理论家，他对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创造规律和当代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画的现状与走向，都有较为深刻的思考，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充分说明这一点。他善于思考的品质和能力也反映在他的中国画创作中，并赋予他的中国画以独特的个性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