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兴：审美价值的实现历程

先秦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情感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此前提下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将诗看作是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而后汉代经学家解诗,＂兴＂被诠释为艺术创作手法,这是艺术沦为教化工具的直接结果;魏晋思想环境的变化促使＂兴＂得到发展,感兴恢复其情感特征,显现出魏晋人率性而为、任性自然的人生追求。简而言之,＂兴＂直观地显示艺术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着时人的审美理想。     

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

"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同解读,可谓"尺水兴波",余韵无穷。从新文化运动直至当下,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及话语模式,许多学术解读尽管与原初之意存在差异,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近《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意,笔者借用童庆炳先生的"照亮"说,在现象学视野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显现"进行异时空的照亮与解读,厘清"文"与"道",并由"文"鉴"道",索"道"观"文",在本质直观和主客交融的层面上,鉴照洞明,使"文之为德也大矣"历经无限衍义后归于作者初衷。     

从文论与书论互动视角看《文心雕龙·练字》篇

《文心雕龙·练字》篇既是对文章作法理论的论述,又涉及了文章书写具体技巧,在文学艺术史上极为可贵。《练字》篇中述及文字的产生、发展、六书之结构、书体之演变、汉律之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保存了我国早期关于文字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探讨、研究古代文字以及书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文化作为书法的根基和土壤,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从古代文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并指导书法实践是可行之路。《文心雕龙·练字》篇及其他相关篇章所涉及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范畴对当代书法的价值和意义亦在于此。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论刘勰之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间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我认为刘勰之道的内涵有二：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这种观念贯穿于“文之枢纽”《在圣》、《宗经》、《正纬》、《辨骚》诸篇之中,同时也集中体现在《通变篇》。由此可见,刘勰之道既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又是其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体道行志:刘勰文学本原论

《文心雕龙》是贯注着刘勰哲学性思考的文学纲领。刘勰志在经世,以撰著入道见志之子书的态度、注经的严谨与诚挚,写成《文心雕龙》一书,力探文学本原,在文学场阈实践其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理想,并且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全书,将形而上的高远追求与形而下的表现方式相结合,形成了体大虑周的巨著,为后世揭示了伟大文学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有其裨益。     

刘勰与萧统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与萧统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进入仕途后,兼任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刘勰能任此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僧的关系。而萧统对刘勰的“深爱接之”,既由于萧统的“好文学”,又因为刘勰著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萧统的去世,又促使了刘勰晚年出家。最后,刘勰著述的《文心雕龙》对萧统编选《文选》有着很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的本原意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现自觉的本原意识的文学理论著作。这种本原意识具有多重内涵 ,主要表现为对外追索自然本原和原始文学的渊源 ,对内探求人的心性本原和主体精神 ,实质上是一种寻找和反思文化本原的人文意识。这也是《文心雕龙》在理论体系、思想深度和文化价值上使古代其它文论无可比拟的一个重要原因     

音训释名与《文心雕龙》文体论

音训释名是汉代以来兴盛的一种小学训诂方法,以刘熙《释名》为代表。在经学训诂上有很深造诣的刘勰,将之引入《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独创"释名以章义"之体例,并吸收了《释名》及《说文》、《尔雅》及经书中有关文体名称的训释。由于对各种文体更为精熟,刘勰对一些文体的释名,较训诂专书更为精辟、深刻。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就吸收了刘勰对文体的训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