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的秘书工作也源远流长。要追溯秘书工作的源头，就必须首先搞清楚秘书工作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能表明它产生的基本标志。这前提条件就是有领导机构和繁杂公务的社会组织及其文字的出现；而基本标志则为公务文书和秘书人员的出现。在我国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王禹时期，，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和标志已经具备，因而它当是中国秘书工作之发端。而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则表明我国的国家秘书工作也已开始起步。     

组织模块化能否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的视角

数字化时代,制造企业通过组织模块化设计提升服务创新绩效成为服务化转型的重要途径,然而关于组织模块化能否以及如何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研究还很缺乏.本研究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出发,探讨组织模块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通过对285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1)组织模块化设计有助于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2)大数据分析能力在组织模块化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组织敏捷性完全中介组织模块化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4)存在组织模块化-大数据分析能力-组织敏捷性-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效应;(5)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表明随着环境竞争程度的提高,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显著增强;(6)环境竞争性对组织敏捷性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然而无论环境竞争程度如何,提高组织敏捷性都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本研究深化了组织模块化及其作用和优势的研究,并为数字时代制造企业组织架构创新、服务化转型等提供了借鉴.     

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非线性作用机理——组织二元结构文化与创业导向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如何提升企业组织创造力以促使企业创新变得至关重要。企业战略是影响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情境因素。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发展的战略核心。然而,现有研究对市场导向与企业创造性产出之间关系的观点却不一致。创业导向如何影响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作用也尚未得到关注和研究。本研究以145家企业的979份高层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的套问卷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产生倒U型影响,且倒U型影响通过二元结构文化（一致性文化与适应性文化）的不同传导机制而产生,即：一致性文化在市场导向与组织创造力之间正向中介效应随市场导向的增强而减弱,并在高度市场导向时转变为负向中介效应,而适应性文化在市场导向和组织创造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还发现：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倒U型影响受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即：当创业导向较高时,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积极影响随市场导向的增强而逐渐增强,反之,则逐渐减弱。研究结论为提升企业组织创造力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企业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双元柔性能力模型构建

借鉴"结构—行为—绩效"经典范式,构建"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双元柔性能力—组织适应性"研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组合式雇佣、弹性工作安排、综合性技能培育)通过双元柔性能力(稳态柔性能力和动态柔性能力)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组织适应性。这启示企业,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需适度应用,双元柔性应主辅结合、协同演进。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以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保持对基层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载体,而日益加重的社区负担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依据成都市社区減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具体表象,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机构、执行机制、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层次较高、政策资源供给不足、政策执行程序尚末完善、执行机构权责边界不明晰、执行人员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执行环境支搼不足等制约因素。在启动新一轮社区减负增效的工作中焏须从细化政策目标, 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拓宽政策资源供给, 优化政策执行程序, 厘清府际间权责边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跂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破解困境,使社区减负增效政策良性落地,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联动高效的社区善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