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探索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在人类早期四大文明中,是唯一不曾中断者.其强大的文化基因,主要源自七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第一,上下七千多年中在超过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广阔的版图中,漫天星斗光耀中华的多元文化在互识互融中,凝聚成共同审美的文化标识——龙凤图腾.第二,"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殷鉴"之光,孕育出人类文明史上最敢于正视错误、挫折,勇于弃旧图新的中华民族.第三,历史上的万里长城为保护中华文明核心区,并化育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第四,祭祀文化是凝聚中华多元文化血缘亲情的强力"磁场".第五,汉语言文字是凝聚多元文化形成共同审美的强大"密码".第六,以人为本的中华智库孕育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第七,广阔的生存版图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客观保障.七个领域的文化基因,涵养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不但保证了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浴火新生、历久弥新,更为当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保障.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为了更科学地进行政策分析和研究,评测已有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完善与否,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将基本政策工具、装配式建筑驱动主体和产业价值链组合成一个三维研究框架.利用该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现有13份中央政府级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中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计量和分析.得出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过溢,针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政策工具缺失,装配式建筑产业价值链维度的政策工具滞后于其价值实现环节等结论,并为完善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提出建议.     

二元学习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组织内部协作网络的调节作用

组织学习是驱动企业创新、实现技术追赶与超越追赶的关键因素,如何合理组织企业的利用式和探索式学习是企业构建研发体系的关键问题。学界对二元学习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组织内部的情境因素是影响组织二元学习和创新绩效关系的最根本因素,组织内部研发协作网络是二元学习的重要载体。基于美国半导体行业企业十年间的专利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联合二元学习能够积极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平衡二元学习则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绩效;内部研发协作网络密度在二元学习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的内部协作网络密度越高,联合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弱,平衡二元学习对创新绩效的负影响则加剧。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现状及多元孵化方式——以北京邮电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为例

成功的创新创业需要多方面的资源和协助,其中对创新创业项目的高效孵化对项目的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调研现阶段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成功的因素,探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多元化孵化方式.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 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