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下岗——兼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及其证明

本文从当前中国下岗问题出发,比较传统功利主义与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郑重分析后者最富特色的差别原则的内部论证,指出其在原初状态中论证差别原则的缺陷,在与诺齐克的人权理论的对照中,试图显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的偏颇-侧重社会分配后果的公平而忽视个人获得利益过程的公平。笔者认为,传统功利主义、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和诺齐克的人权理论皆不能为下岗问题提供完满解释,分配正义仍是一个开放的题域。     

人工智能刑法主体地位的积极论——兼与消极论的答谈

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对以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为根本存立前提的当代法律体系形成强烈冲击,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消极论和积极论处于相持阶段,加速了现行刑法理论体系的知识变革进程。“人造物”等不同程度的消极论,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难以直接接纳及其所裹挟的潜在的刑事风险等为由,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其逻辑机理正是过度释放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效应。完全按照人类中心的立场进行审视会得出无法调和的结论,也显示了智能技术应用的工具属性被深度放大之倾向,但上述消极事由不尽然合乎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现实需要,也与法律主体制度的演进规律不符,甚至会压制刑法主体的自主进化。“电子人”等不同形式的积极论,率先走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观念束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与刑法的互动及其动向,更加契合了人工智能犯罪的发展动态。而意志自由、刑事责任能力、道德伦理规则、智能程度与智能主体类型、刑事责任的客观存在、算法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等既有的知识框架与新的要素累积,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在发展的刑法体系中实现衔接与契合。经由不真正完全背离刑法原理的认识扭转,亦供给了学理层面的支撑。而且,遵循功利主义的理路,以及在一...     

“新一代之成规”:宋《营造法式》的诞生及其历史作用

当前学者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侧重于解读其记载的营造技术内容,对于其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意义涉及较少。为何这部伟大的建筑法规会出现在北宋而不是其他朝代,以及其施行效果如何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催生了包括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在内的一系列旨在增强帝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政治社会改革。《营造法式》的出现与这些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负责编写《营造法式》的将作监是在元丰改制之后才重新设置的,这部法规的编纂历程与熙宁变法的兴废有着时间上的对应关系。《营造法式》颁布后,蔡京和宋徽宗掀起了一股大兴土木之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灭。《营造法式》中记载的系统性的建筑技术内容是中国古代官式建筑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但这种发展背后的推动力却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政治诉求。     

管理伦理原则、多元性及折衷:管理学“实践导向”中的伦理问题

尽管泰勒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中"效率至上"的思想受到过一些批评,然而它所秉持的后果论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在管理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20世纪末开始,由于功利主义原则的统治地位,包括管理伦理在内的当代人类道德实践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事实表明,现实生活中很多道德难题都无法依靠单一原则解决。管理学界对于现实管理伦理问题一概源自泰勒以来的功利主义伦理传统,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管理的效率维度,从而丧失了对于现实管理实践中价值和伦理问题的发言权。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绝不应是单纯的"功利和效率导向",它应该鼓励和提倡多元化的伦理原则。     

公司社会责任发展轨迹的法哲学检索及评析

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对这一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典的功利主义思想对自由经济的反作用,导致了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产生;新自由主义哲学思潮推动了社会责任运动纵深发展;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社群主义将社会责任运动推向高潮。然而,西方三大哲学思潮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责任的本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中国构建科学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     

惩罚的正义——在惩罚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

在人类已有的社会实践中,惩罚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当前,围绕惩罚问题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惩罚的正义与否的问题上。对惩罚正义问题的回答一般有两种理论：惩罚主义和功利主义。本文通过对康德式惩罚主义和边沁密尔式功利主义这两种理论传统意蕴以及它们紧张关系的揭示,来展现绝对的惩罚主义和完全的功利主义都不是保证惩罚正义的合适方案。本文最后旨在指出,惩罚的正义必须形成一种建基于多元的现实之上的多元的理论,从而达到惩罚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一种平衡。     

贝卡里亚刑法思想哲学根基探究——兼论常识、常理、常情

贝卡里亚作为近代刑法学的开山鼻祖,其恢宏博大的刑法思想与刑法理论是构建于社会契约论与功利主义哲学观基础之上的.他在传承启蒙思想家们已有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基础之上,又赋予其新的蕴涵与价值,指出社会契约论的精髓在于民众的认同,民众又是基于功利主义哲学观即人性中所固有的趋利避害之特性来认同社会契约的.而民众这种趋利避害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常识、常理、常情.由此,刑法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必须符合常识、常理、常情.     

功利主义与个人视角——论伯纳德·威廉斯、罗尔斯等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自诞生之日起，功利主义就受到了各种批判，其中最普遍的批判是道德批判。伯纳德·威廉斯、约翰·罗尔斯等人从个人视角出发，针对功利主义的不偏不倚性提出批判，主张这种特征导致功利主义无法解释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但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无法对功利主义做出成功的道德批判。通过评判标准与决策程序这一关键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从个人视角对于功利主义提出的挑战，缓解了功利主义所面对的巨大理论压力，证明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过于严苛的道德理论，并且功利主义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包容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基于生命伦理的视角

作为一项新兴的生命科技，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可以改善个体和社会的境况，符合福利最大化原则。但这一技术远未成熟，贸然推广应用必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损害未来的人的健康等权益。对此，主流的伦理观认为，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缺乏伦理正当性，但纯粹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医学实验在伦理上应被允许。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刑法之所以禁止基因编辑“造人”的行为，是因为这一行为违反了相关的伦理规范。立足于目前的生命伦理规范，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应是公共卫生秩序，而非人类基因库安全。因此，本罪是行政犯，以行为违反行政法规、行业规范等前置性规范为必要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