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青的诗学美学体系

本文结合艾青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考察了他的独树一帜的诗学美学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着重从真、善、美三个层面讨论了这一诗学美学体系的内涵,进而分析了它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并指出了其时代限局性与不足。     

科学认识旨趣的全面而深刻阐释——兼评汪信砚教授的《科学:真善美的统一》

一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伊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认为既然由实践建构的体现为我而存在的关系①的为我之物是真善美的统一,那么这种真善美的统一就首先必须在指导实践的认识活动中得到贯彻,这就是说,认识活动是与真、善、美相对应的认知、评价和审美的统一,即认识活动中具有真善美相统一的机制。于是,我的第一部认识论专著的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真善美》。正是出于自己的这种     

怎样理解功利性在文学审美性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形式主义审美理论的弊端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从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出发,着力探讨文学的本性及其自身规律,形成多种形态的理论建构.这其间,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从康德有关审美"非利害性"的论述出发,建构出形式主义审美理论,提出"回到文学本身"的口号.在他们的话语中,"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作品本身"就是"回到语言本身".作品的语言、结构、手法等形式因素被当作文学的本体,被称之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其代表性人物说:"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因此,全书整个是谈文学形式变化的问题".而形式主义审美理论所说的"文学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语言形式'.这是他们的基本文学观,也是他们解读和阐释文学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危机。传统的西方哲学只是侧重于从科学计量的角度来理解“时间”和“空间”。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具有特殊“理智”这种功能的“动物”,因而“历史”也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系列,由此在经济学中演化出“经济人”范式。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重新解构,回答了“真正的人性在哪里?”“人到底是如何存在的?”这一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对“人”的理解也影响了一大批现代经济学者,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演进与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论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

在价值哲学领域,法家毫不隐讳自己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而强调"以法治国"的功效性.他们认为实行法治,暂时痛苦却可以长久得利;实行人道,苟乐而后患无穷.可见,法家推行"以法治国"并非出于刻薄寡恩,而是出于国家畜强和长治久安的大利的考虑.因此,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     

论网络伦理学基本理论的选择

现代伦理学的道德理论视角主要有:功利论(目的论)、义务论(道义论)和德性论(美德论).功利论注重行为善恶的后果,义务论着眼于行为善恶的动机,而德性论注重道德行为主体本身的品德.对于网络伦理学而言,虽然功利论与义务论都是道德问题论证的有效方法,但是它们都存在瑕疵或矛盾.网络伦理学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德性与功利的契合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德性让位于功利,退居生活的边缘,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危机。我们呼唤德性伦理的回归,构建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现代德性伦理体系,合理正确地处理德性与功利的关系。     

通往红领之路——“红领”还能“红”多久？——破解报考公务员四大美好预期

蓝领？你在鄙视我吧！白领？你在讽刺我吧！金领？你太抬举我了吧！ 世上职业千千万,不如红领一朝成。 公务员职业之所以被称为红领,是因为收入稳定、福利有保障、晋升有空间,而这些正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渐觉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日益膨胀的功利价值观里,每个人的职业期望。     

石里克伦理观与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比较

本文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石里克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从产生背景、基本理论、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比较研究.认为石里克的伦理学受到功利主义影响,具有功利主义倾向,但产生于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两种伦学反映着各自社会经济关系,因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在同是把快乐论作为道德标准的前提下,功利主义凸显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石里克强调社会利益主体的快乐;边沁、密尔始终无法圆满解决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而石里克较好地处理了"求快乐"与"利他"的关系;石里克采取的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比功利主义具有说服力.     

继承与革新:边沁学说的方法论基础

边沁是英国近代最重要思想家之一,其研究领域覆盖了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学.他以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为基础,从观察"实际的人"出发,继承并改造了英国道德哲学中的情感主义学说和功利原则,将之系统化,为近代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英国的政治和法律改革提供了明晰简单的原则.并以其"穷尽方法"、"细节方法"和"审查方法"为法律和道德的哲学证成提供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