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家庭脆弱性及因病致贫效应分析

为定量分析医疗支出对家庭经济水平的冲击,以贫困脆弱性指标作为家庭经济风险的代理变量,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构造反事实框架估计就医行为对家庭经济境遇的冲击,验证了医疗与家庭致贫效应的因果关系和影响程度。家庭成员在过去半年内若因病住院,对家庭福利会造成损失,损失幅度因贫困标准、样本年份而不同。2012年在贫困线标准为2美元条件下,家庭经济风险概率值增加0.31。分城乡和收入高低不同组估计,农村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受就医影响幅度大于对应的其他群体。     

福利政策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关键议题的反思

社区居家养老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养老模式,属于补缺型老年福利政策.结合地方经验,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福利责任社会政策范式下反思,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基层制度安排缺位、绩效导向、服务主体不明,服务权责不清、服务内容与服务需求不相契合等关键问题.社区居家养老福利政策中心化、服务主体三位一体,需求导向、制度植入,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趋向等是未来社区居家养老可持续发展着重考虑的因素.     

民间动物造型艺术与民俗活动

民间动物造型不仅是一种民间美术,更是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上显示的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和发展与丰富的民俗活动紧密联系着,本文主要分析了民间动物造型艺术与生产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和装饰游艺民俗的关系.     

儿童福利制度在乡村的适用研究

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的普遍性和儿童的特殊性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福利。当前,我国已基本上建立了儿童福利保护法律框架,但在细节和落地实施方面仍有很多优化改良的空间。借助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契机,把目光聚焦于乡村儿童的福利保障,从多方面入手,完善儿童福利立法、健全儿童福利保护法律途径。     

西方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述评

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内核,同时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福利思想。新自由主义者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基本出发点,对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进行批判,反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思想渐渐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主流思想,以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为指导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开始实施。     

金融知识差异与我国家庭财富积累

通过应用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研数据,本文系统的实证检验了改进后的金融知识指标、经济学专业、金融学专业以及家庭理财规划等因素对家庭各项财富积累的影响,并通过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验证了这种正向影响的稳健性。此外,实证结果中家庭理财规划以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正向边际效应表明,理财规划可能是金融知识差异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居民金融知识差异对于家庭福利,特别是退休福利的影响。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问题研究——以广州市三个典型社区为例

本研究聚焦渐趋普遍的“老漂族”群体异地养老现象,关注其精神健康。以福利多元和精神赡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广州市三个老年流动人口较集中地区的“老漂族”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政府、家庭、社区、市场等主体的服务供给对“老漂族”异地养老精神需求产生的影响,剖析“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需求和供给现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目前的养老福利托底政策和市场补充供给的不足给“老漂族”带来异地养老尤其是精神赡养上一定的困难,建议更多地发挥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倡养老资源供给模式应将物质服务和精神扶助结合起来,实现养老渠道多样化、社会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共同支撑起能够惠及“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养老服务体系。     

以十二生肖为例对比汉英动物词语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丰富的动物词语,但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经济生活、心理状态和对社会实践的观察等存在差异,看似相同的动物词语,常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以汉民族熟悉的十二生肖为例,汉英动物词语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有三种对应关系:概念意义对应、内涵意义基本对应,概念意义对应、内涵意义不完全对应,概念意义不对应,内涵意义基本对应。     

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安置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随着国际福利思潮的涌入和我国福利事业的转变,我国的福利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儿童社会保护受到了社会保护投资者类型、社会事件的影响以及特殊的制度和习俗的影响,只有通过进一步梳理我国的儿童观,实现公众对国家、个人、家庭三者关系的转变以及价值观的转变,才能使我国的儿童保护观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从撤销父母监护权政策的激活,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在我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确保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在我国政策领域得以实践。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的安置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并通过社会支持的递送来加以实现,也才能确保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