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尊重”反映时代要求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新观点。 对合法的劳动收入好理解,那么什么叫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呢?即不是通过劳动而是依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所取得的收入,如出租房屋租金、银行储蓄利息、财产     

基于人口集聚视角的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环节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威廉姆森假说表明适度的人口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集聚反而会导致人口结构恶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为探究中国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创新性地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采用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同时,结合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是否会受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变动规律的差异。研究表明：人口变动过程中存在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人口自然增长可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人口净迁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倒U型,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提升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一致,但沿海地区人口集聚的门槛效应更加明显。从人口变动视角出发,有助于为中国统筹提升各地劳动收入份额,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技能溢价如何通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

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厘清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技能溢价与要素收入分配的逻辑关系,并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技能溢价由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决定,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技能溢价上升;技能溢价与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受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且因两类要素替代关系的不同,其影响方向也不同;中国的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且两类要素的替代关系不同,提高技能溢价,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恶化要素收入分配。因此,应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改善两类要素的关系,引导偏向型技术进步方向,有效发挥技能溢价对要素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双赢。     

人口老龄化与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厘清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对完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方法】基于CES生产函数,构建劳动收入份额分解的理论模型,以200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人口老龄化以及技术进步偏向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影响机制。【结论/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程度越深,社会产出中劳动收入份额越低;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区域层面看,人口老龄化加剧都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但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且不同时段资本劳动产出比变动也会引起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中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变迁:1994-2020CSSCI

谁在养活中国2.6亿多老年人口?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基础的问题。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比例发生重大转变:离退休金/养老金跃居首位(34.7%),首次超过家庭其他成员供养(32.7%),劳动收入位列第三(22.0%)。全国以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有1.16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9160.8万人。从1994年到2020年,不分性别、城乡和地区,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发展趋势是,相对较快的弱家庭化和相对较慢的强社会化相向而行。普查数据表明,享有养老金老年人群存活率几乎是不享有的老年人群的2倍。健康、婚姻和居住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来源密切相关。养老从个体、家庭逐步转移到社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随之而来的风险防控还需未雨绸缪。     

为什么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状况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其现象是：一、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双增加,居民的分配份额有所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实质是要素分配,统计时通常在宏观意义上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分。     

劳动供给转变、有为政府作用与人工智能时代开启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是机器由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转变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工业革命,本文研究了机器应用和劳动供给转变对生产结构转型和分配结构演化的影响。本文发现,只有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机器应用、劳动供给转变或通用技术创新才能促进机器更多地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使得脑力密集型生产方式更多地替代体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进而开启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机器和人的替代弹性还不高,机器的脑力工作偏向型技术还不成熟,那么须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转换。为了稳定劳动收入份额,政府还应逐步加强机器收入税调节,形成工业革命红利由人民共享的新发展模式与效率和公平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本文研究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是具有新型基础设施属性的通用技术、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在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前景等3个特点,本文建立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人工智能服务或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都会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流动,流动方向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在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上的差别。这一结构转型过程也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本文在理论上给出了有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方向的条件,并就发展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