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工业行业的分解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是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同时,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力量下降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分段回归表明,贸易模式的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进出口高度相关的珠三角加工贸易时代,进口渗透率促进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出口型加工贸易的长三角时代,进口渗透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下降,这是企业降低原料和劳动成本的结果。因此,进口渗透率在不同阶段作用机理不同。     

天价彩礼何以可能：一种基于劳动激励与消费机制的建构论阐释

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在彩礼上涨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丰富彩礼劳动补偿说和财产转移说基础上,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从机制变迁视角揭示了彩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解释机制变迁带来的相关行动者对于彩礼意义的重新解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激励机制由劳动爱国转向劳动致富,消费机制由爱国节约转向消费主义。由此带来彩礼上涨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且产生个体之间差距,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重要来源;带来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是追求个人收入和消费成为合理诉求,彩礼成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来源。两种机制的转型推动着承载了劳动收入差异补偿功能和消费能力转移功能的彩礼由仪式化向世俗化转变。天价彩礼的形成不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机制建构的结果,需要从宏观的、综合的视角进行理解。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劳动收入的最优化——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新思路

农民工工资近几年来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这是对农民工工资原来行政强制性的生存工资的校正。多方面的数据表明,目前农民工工资的现状是:基数低,工资水平不高,扣除物价上涨的影响因素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严重偏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从国民收入两次分配的格局入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要向劳动者倾斜,确保劳动收入的最大化,促使农民工工资持续稳定的合理增长。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地位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且该促进效应在中国加入WTO后逐步加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一方面会通过工资率渠道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会通过生产率渠道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工资率渠道的提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地,在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后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效应在对美国出口企业、纯一般出口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新颖的视角解释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并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数据要素配置、劳动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从劳动收入分配视角研究数据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配置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劳动收入分配对共同富裕的正向赋能作用受到数据要素配置门槛作用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据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的正向赋能作用更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后。基于此,提出完善数据要素配置体系、优化劳动收入分配机制、制定区域差异性发展方针的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水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有效助益。     

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性投资,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新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新发展理念,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衡量体系,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资本积累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传导机制来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通过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和提升资本生产率,可以有效缓解其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低、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的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双管齐下,在完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稳定实体经济投资,提高资本运行效率。     

城市规模、技能差异与劳动者工资收入

本文基于2007年CHIP数据,从技能差异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城市总体工资溢价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对劳动力有一定的正向技能选择性,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解释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在控制相关的城市、个体质量、行业和地区特征,并对名义收入采用部分调整法后,不同技能劳动力均享受了大城市的工资溢价,且该结论在改变指标度量、考虑内生性等情形下仍然稳健。文章进一步考察不同技能劳动力获取大城市工资溢价的途径,发现仅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源于大城市更高的物价,而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大城市通过这两条途径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正规教育再投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以及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本文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市技能工资差距和大力投资人力资本提供了理论支持。     

劳动收入与中国城镇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研究

劳动收入是家庭金融领域中背景风险理论的重要内容,由于国内家庭金融研究起步较晚,理论上针对劳动收入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股市参与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在Campbell&Viceira（2002）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引入劳动收入的居民资产配置模型,深入分析了与劳动收入相关的3个变量对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家庭预期收入增长率对家庭股市参与和参与程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劳动收入的自有风险与家庭股市参与和参与程度显著地负相关,而劳动收入的协方差风险对股市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现阶段仍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产业分布格局形成劳动力需求竞争态势、增加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的收入以提升保留工资、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协调谈判能力来逐步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