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增长缓慢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之谜

针对我国就业增长缓慢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同时存在的现实,本文从就业增长与工资、劳动收入上涨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分析发现:在我国,工资上涨对就业增长的抑制作用有限,劳动收入占比是影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就业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只是单向影响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与消费结构——基于中美的比较分析

从中美两国1994年至2006年劳动收入及消费相关数据出发,可分析出劳动收入影响消费结构的内在机制.劳动收入影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影响消费总量进而影响消费结构,社会保障和消费信贷对该机制存在影响但相对有限.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恶化了收入分配以至不利于居民消费总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所以,当前工作要注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因素——基于OLS与Multinominal Regression方法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进城农民群体出现并且规模迅速膨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教育、城市化意愿等方面有不同特征,尤其是其在工作收入及收入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基于明瑟扩展方程,通过对典型数据的分析,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测量了年龄、教育、经验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使用多分变量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发现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就业方式、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也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影响并不稳定.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就业扶持等对策性思考.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浅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不准确或不切实的概念 ,似乎凡劳动收入都是合理合法的 ,凡非劳动收入都是不合理、不光荣的。甚至把一切非劳动收入与剥削连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理论认识和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 ,发生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求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多种分配方式获得的收入 ,依然可分为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两类。文章对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外资对员工更“慷慨”吗？——外资参股、控股性质与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4年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交叉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实证检验了“外资对员工更慷慨吗”这一主题。结果表明,外资控股企业表现出“慷慨”特征,其本质在于工资效应的发挥;外资参股本身会降低国有企业对员工的支付倾向,且存在地区差异,“中部凹陷”现象明显,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外资企业对员工更“慷慨”;高工资的确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作用,工资的中介效应在外资和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     

浅议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

按劳分配原则中的劳动既包括生产性劳动也包括非生产性劳动。非劳动收入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方式 ,但它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因此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劳动供给转变、有为政府作用与人工智能时代开启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是机器由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转变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工业革命，本文研究了机器应用和劳动供给转变对生产结构转型和分配结构演化的影响。本文发现，只有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机器应用、劳动供给转变或通用技术创新才能促进机器更多地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使得脑力密集型生产方式更多地替代体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进而开启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机器和人的替代弹性还不高，机器的脑力工作偏向型技术还不成熟，那么须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转换。为了稳定劳动收入份额，政府还应逐步加强机器收入税调节，形成工业革命红利由人民共享的新发展模式与效率和公平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内共同富裕——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是人民群众就业的重要去向和获取劳动收入的重要来源，企业员工总体收入水平和内部收入差距必然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员工收入相关数据，分别从企业总薪酬增长和企业内薪酬差距两个维度来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总薪酬增长显著减小，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差距显著上升。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而言，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应当持续巩固和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以增加就业，努力提升企业员工平均薪酬水平，探索对企业高管的多种限薪方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化质量和水平，支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增长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