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自贸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新发展格局依赖于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如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自贸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自贸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竞争环境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其对非国有企业、非服务业企业以及沿海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且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完善自贸区政策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天价彩礼何以可能：一种基于劳动激励与消费机制的建构论阐释

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在彩礼上涨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丰富彩礼劳动补偿说和财产转移说基础上，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从机制变迁视角揭示了彩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解释机制变迁带来的相关行动者对于彩礼意义的重新解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激励机制由劳动爱国转向劳动致富，消费机制由爱国节约转向消费主义。由此带来彩礼上涨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且产生个体之间差距，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重要来源；带来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是追求个人收入和消费成为合理诉求，彩礼成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来源。两种机制的转型推动着承载了劳动收入差异补偿功能和消费能力转移功能的彩礼由仪式化向世俗化转变。天价彩礼的形成不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机制建构的结果，需要从宏观的、综合的视角进行理解。     

企业所得税是否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作为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重要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对初次分配的作用一直未被重视。利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有效税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并实证研究了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得税有效税率越低，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就越低，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的降低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企业产出份额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数字技术引致的收入提升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具有技能偏向型特性，而在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维度上，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尚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综合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幅度更大。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文章认为，当前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经济特征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缩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多大——基于已婚女性收入分布的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生育对不同收入层次已婚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收入和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面临显著的生育惩罚,收入较低的女性付出的生育代价更大。不同收入层次上,生育的收入惩罚机制存在差异;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力资本因素解释了大部分的生育代价;高收入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口特征、家庭经济资源的支持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此外,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也显示出群体性差异,公有制部门的生育惩罚比非公有制部门严重;白天亲自照料低幼子女会使女性付出更大的生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