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农村与农民———以战乱和灾荒为研究视角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为维护统治,满足其军费开支,过度剥削农民,田赋杂税猛如虎。由于军阀的割据战争和泛滥的匪患,中国农村俨如一个兵匪的王国。 加之该时期天灾不断,而预防、救济皆不到位,农村遍地灾荒、连年灾荒。 天灾人祸相交,致使北洋政府时期农村经济普遍衰落,农民命悬一线。知识分子、国民党等尝试提出了各自振兴农村的方案和策略,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提出土地革命政策,才寻找到了一条真正能解放农村的新道路,农村社会才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机。     

民间与官方资源互动视角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民间力量大力倡导的结果,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却得益于民间与官方的互动,但作为重要参与方的政府(官方)却长期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事实上,无论是在民间的"意识"里还是在实践上,官方都没有缺席。当时官方在建立新的国家之时囿于自身的历史及现实,继承多于创造,保守多于激进,最终造成其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也正是由于当时政府权威的式微,为民间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在新文化运动中,式微的官方在人与事上向民间借助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民间所倡导的新文化的内容,而突显新文化的形式。无可否认的是,当官方将民间资源顺势纳入朝野话语系统的同时,就意味着新文化在民间与官方资源上的互动,也正是这种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方志敏创建赣东北苏区

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讨伐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路旗开得胜。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汪精卫于同年7月15日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民初贫困儿童的教育救助——以北京警察设立的贫儿学校为例

北洋政府时期,贫困是北京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京师警察厅是负责北京治安的官方机构,为维护北京城市的社会秩序,保障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其采取了多种方式,其中贫儿半日学校是警察厅立足于贫困民众的长远生活,自己筹办的纯粹以教育为目的的贫民救助机构。贫儿半日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救助机构,也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救助机构,是救助方式转变过程中教育救助的典型代表。     

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的妇女救助——以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为例

京师警察厅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城的官方治安管理机构,它除了基本的治安警务工作以外,还广泛参与慈善救助工作。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城的慈善救助活动几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其中,大部分的慈善救助机构由京师警察厅负责。京师警察厅作为北京城最重要的官方救助机构,对于贫民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进行了慈善救助,其辖属的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对收容和教养贫困妇女作了多方面的工作。     

“不懂官场”的鲁迅

从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从32岁到46岁,鲁迅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达14年之久,原来是第一科科长,后来因第一科合并到文化部,改任第二科科长,其职务为佥事。他负责图书馆、博物馆、地方志、史书、小说、戏曲、     

晚清、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论略

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战争、军事有关.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发行的大量公债,未能充分发挥其稳定财政、调剂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同时,晚清和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国内公债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借钱还钱的问题,它与财政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第二,必须将公债真正用于社会必需的经济建设上,使债务的偿还有坚实的基础;第三,国内公债还有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如果内债规模一旦超过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就会发生财政危机,国计民生皆受其弊.     

制约北洋政府时期公司发展的外部因素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局势的不稳定,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外部条件的多方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为:首先,战争大大破坏正常交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十分不利。其次,近代金融机构的盘剥,企业的资金筹集十分困难。资金的缺乏,制约着近代公司的发展。再次,从晚清沿袭而来的厘金制度阻碍着商品的正常流通,对国内市场的成长极为不利。第四,外资企业利用其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压迫、排挤民族企业。中国近代的民族企业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一步步地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近代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试论1918—1920年北洋政府与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面临如何处理与旧俄政权的关系问题。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意图取消同旧俄政权的关系,并为此作了努力,其中包括停付庚子赔款、停止旧俄使领待遇及收回旧俄租界、旧俄驻华使领馆等。因列强公使团干涉,北洋政府的行动未取得预期效果;但行动本身对于中国与苏俄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