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庙的当代变迁及实践逻辑——浙南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考察

村庙信仰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村庙重建、民间信仰习俗渐趋活跃已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浙南一个普通村落——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考察,展示了村庙由断裂走向复苏与转型的当代历程,分析了村庙重建的内生逻辑和外部动力、变迁与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取向,及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村庙变迁与村落变迁的诸多关联,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应有效整合村庙信仰资源,以实现村庙信仰习俗的当代意义.     

美岱召村汉语方言中的蒙古语借词考

美岱召村汉语方言在包头方言中具有极为特殊的代表性,其形成与明清之际的"走西口"移民活动密切相关,大量使用蒙古语借词,不仅使其独具特色,而且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走西口"活动的历史真实。     

新农村建设中民族乡村特色休闲产业发展研究——以宁德市蕉城区上金贝村为例

乡村休闲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近年来,宁德市蕉城区上金贝村积极发展乡村休闲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引入注目的成绩.同时,该村在休闲产业发展中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科学规划、产业结构、经营管理、基础设施、营销模式、融资渠道、环境保护、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对非常规核心家庭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考察——以翟城村为例

以翟城村为例考察华北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的亲属关系,翟城村非常规核心家庭与亲属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家庭成员,尤其是留守的女性成员策略性地运用关系资源、功利性地建构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过程。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

"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我国当下民族工作中的全新概念与创新之举。居住在民族杂糅聚居区域的芒旦傣族村,可看作是研究中国"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一则缩影与实例,本文从这一代表性社区的调查出发,采用"文化共生"的学术视角,对"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内涵、特征、意义与可行性进行研究,并认为"文化共生"与"民族互嵌"存在同质模式的关联性结构,其在于生存空间、资源竞争与经济文化发展、政策的嵌入建设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芒旦村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民族互嵌型社区"在我国一直存在着民间经验与现实基础,其超越"唯民族认同"的社区整合实践对建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天哭星 董辛名:地方文艺“带头大哥”

正01温州的戏剧活动与他根本分不开,他为许多剧团导过戏,指导过几乎所有温州的学生剧团,琦君曾在他指导下演繁漪。抗战胜利之后,他还继续在温州导了许多戏。除了当导演,他还写剧本、办戏剧培训班。1913年,我出身于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里。3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在同年秋间祖母又相继病故。我有兄长二人,姐妹各一,其中最大的哥哥是9岁。家务全赖母亲一人照顾。我们几个兄弟都在上学。     

未完成的启蒙——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解

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但是这一主题被小说表面的"革命"叙事所遮蔽:"革命"中断了"启蒙"。一般来说,"革命"并不一定总是与"启蒙"相冲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显然认为,"革命"是与"启蒙"相冲突的。这就构成了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的内在张力,使得它的意蕴扩张,具有了超越"革命"的不一般的意义。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问题反思与重塑

我国一村一法律顾问实践在近十五年里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推进乡村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S省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运行中尚存如下问题：村民好评率低、村委会认可度差、驻村法律顾问自我成就感弱、司法行政人员满意度低。问题背后折射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自身的不足：工作职责内容规定过于宽泛导致角色冲突;过度的行政资源配置手段违反了法律服务市场化的客观规律;责权利配置不合理导致工作开展不可持续。为了进一步发挥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优势,需要重新定位驻村法律顾问的岗位角色,明确其主要服务对象,从服务对象出发重新明确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重新归位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充分尊重和维护村委会与驻村法律顾问之间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完善激励保障措施,实现责权利对等;并建议司法部尽快制定《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条例》。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跨村联合议事:村民自治的新拓展——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的实践考察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草根民主,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但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问题重重。为推进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各地进行了多种制度创新。成都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因土地产权的调整和村民的集中居住,村民议事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组成的跨村联合议事会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新载体,并以此拓展基层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本文正是以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跨村(社)联合议事会的运作为分析对象,阐释了这一制度创新的价值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