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原则视野下海上拖航合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

海上拖航较高的风险导致了承拖方在拖航合同中多将本应承担的拖航责任转移给被拖方,使被拖方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因为承拖方是提供服务的一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行业的垄断性,导致接受服务的被拖方若急于将被拖物拖至另一地进行装货或修理,在多数情况下会被迫接受承拖方关于对被拖物的拖航损失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合同条款。这些承拖方免责的条款是否违反我国民法领域的公平原则,还是公平原则适用的一种例外,以及这些免责的条款在21世纪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都需要深入分析和定性。由于我国民事基本法律和海事特别法律没有对显失公平条款的标准进行界定,在海上拖航合同争议解决过程中产生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我国海事立法是否应制定一个严格的海上拖航合同显失公平条款界定标准,是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和立法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澳门检察院建制的启示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检察制度在回归后已有很大改变,它一方面对葡国法律制度有所承袭,另一方面又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改革,呈现出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特色,其特殊的"一院建制,三级派任"制度又对内地有着极为现实的启示。     

关于高校院（系）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思考

实行党政共同负责是高校院(系)领导体制长期探索和反复实践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贯彻和落实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严格坚持共同负责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和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重视和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尤其是一把手的选拔与任用。     

抗战时期南通日伪米粮统制探析

学界对日伪在华中的米粮统制之研究较深入,但多停留在政策层面,具体执行情况鲜有涉及.文章在深入发掘南通地方档案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日占前期南通的米粮统制,着重分析南通支社在米粮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后疫情时期航司纾困发展策略相关思考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球经济发展遭遇重挫,航空业受到冲击尤为严重.各国纷纷出台纾困政策,救援航空公司,随着疫苗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逐步过渡到后疫情时期.与疫情前相比,航空旅客出行需求和习惯发生较大改变,对行业造成持续负面影响.文章尝试依据后疫情时期国际国内航空市场特征的分析判断,立足航空公司视角,就如...     

抗战烽火中以教育爱国--我的公公姚白予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南通城内,省立南通中学（即通中）的学生们离校疏散。通中德高望重的教师姚白予拒绝了日伪的威逼利诱,一心谋求以教育来抗日爱国。他与同仁易剑楼、顾时辅等坚持“毁校建校,苦教到底”,他们的办学足迹,从上海到海安角斜、东台、兴化、镇江等地。姚白予前后执教近30年,每自谓：“我乃平凡人,做平凡事。”1951年6月9日,姚白予先生病故于上海复兴中学任内。本文口述人吴均为姚白予的儿媳。     

基于进入管制的目标企业收购溢价——摩根士丹利收购珠海南通银行案例研究

借助于摩根士丹利"以颇为可观的价格"收购珠海南通银行全部股权.绕过银监会的五年管制期限而提前获取中国内地全系列商业银行经营牌照的案例,本文提出一种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系中目标企业收购溢价来源的新解释,即转型期中国受管制行业内目标企业所获得的收购溢价正是部分地来源于监管机构对该行业施加的进入管制.同时,本文也为理解转型经济体系内重要行业中的进入管制的长期存在及其消解提供了新视角.     

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两宋的馆职选拔,学士院试是一主要途径。学士院试馆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极盛,此后便趋于衰落。至南宋高宗朝又得以恢复,直至南宋末期。所试科目,北宋主要考试赋,以仁宗朝最为突出。南宋则仅试策。考试合格者,北宋所授馆职主要是三馆秘阁官,南宋则为秘阁馆职,且主要是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帝王特除是可以免试的。南宋时,状元、词科出身者也可以免试。     

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

学术界一直将唐朝登州、莱州、密州 (现在皆属山东省 )等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和“新罗院”、“新罗馆”以及高句丽人、百济人等都纳入到新罗侨民的范围来考察 ,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从现有资料看 ,唐代山东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形成于九世纪初 ,其一在于李正己祖孙三代在承袭淄青镇节度使之时大肆掠卖新罗人口到唐朝为奴婢 ,使很多新罗人得以进入中国 ;其二由于唐朝在平定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后对新罗奴婢所采取的解放政策 ,使很多新罗人在放良后聚居于山东沿海地区 ;其三因为新罗人张保皋在东亚海域的活动 ,加强了唐代新罗人的凝聚力并促进了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不过 ,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并不存在治外法权。而从淄青镇割据势力李氏家族的高句丽人背景观察 ,说明朝鲜半岛在三国统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高句丽人和新罗人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之间的固有国家意识     

诗家与僧家的因缘——唐诗中佛寺上人房(院)书写

唐诗中有大量咏佛寺的作品,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兴盛及其向诗歌领域的渗透。佛寺中有各种不同的设施,唐诗中涉及较多的是上人房或上人院,原因是上人房或上人院乃高僧大德所居之所,而在崇尚诗歌的唐代社会,诗人到处受到尊敬和优待,诗人游赏、会聚和入宿上人房和上人院,因而接触高僧的机会很多。这些咏上人房和上人院的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佛教发展的盛况,揭示了佛教与唐诗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唐代诗人的活动和创作,了解唐诗丰富的文化意蕴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