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文化圈的巫道文化形态再探讨——从张五郎信仰探讨闾山教与梅山教关系

福建闾山教与湖南梅山教,都属于我国南巫系统的支派,只是由于不同地域条件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在两地呈现其文化形态的差异性,其中不仅有共同的信仰人物、教法,并且也有相互的交流,其中内蕴值得探讨.根据两地田野调查资料,对福建闾山教中的张五郎现象和湘、川之梅山教与张五郎信仰及衍变现象进行比较,并就闾山教与梅山教关系进行探索.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反向正断层在松辽盆地南部油气聚集中的作用

油气勘探的实践成果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含油气盆地中油气藏的形成和分布受断层分布的控制。通过对两井东—木头南区扶余油层石油地质特征、已提交探明储量区及有利区块预测结果表明,研究区通过以西南为主要物源方向的三角洲前缘砂体与北北西断层垂直或者高角度斜交的大型反向正断层的有效匹配,形成了邻凹侧具有有利富油的条件。分别通过对反向正断层形成的机制及背景、研究区发育分布特征、以及反向正断层聚油机理–模式进行研究表明,反向正断层对油气的聚集与分布有以下控制作用：控制油气聚集的类型、控制油气富集的程度、控制油气聚集的层位、控制油气聚集的部位,为今后油气勘探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金代“天眷新制”对高丽王朝司法体系的影响

12世纪初女真族在反抗辽国的战火中建立了金政权,且基于国内各族杂居的现实而承袭了辽国旧制“南北面官”制度.但是到了金熙宗时期,随着女真贵族主张颁行汉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故于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即“天眷新制”,并通过外交与战争的双重手段,对高丽王朝的司法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高丽亦进入了金国“去辽法而兴汉律”的轨道之中,对其法律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欧战爆发后的日法谈判

欧战爆发给日本侵占东南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由于日军主力深陷对华战争的泥潭,无法抽身南进,于是日本在一个时期只得采取以外交手段为主,谋求各个击破的南进措施。由于法国自顾不暇,成为日本首先欲突破的对象。法国先是采取拖延时日的策略,一度顶住了日本的外交攻势。至法军对德全线崩溃,法国维希政权成立时,法方已无力与日本周旋,只得全面接受了日本侵占法印的要求。     

川西南明清移民孤岛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探讨明清时期川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一是孤岛汉族与后迁汉族的关系,二是汉族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归纳川西南民族关系的特征.孤岛汉族凭借其文化特质,保持着我族与他族的双重边界,显示出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为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护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案例.     

水果明珠,高州龙眼

位于粤西南部的茂名高州市,东近南海,南踞鉴江平原,西连广西,北靠云开大山,扼粤桂六县市要冲,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杰地灵、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粤西重镇。高州素有水果之乡的美誉,高州水果曾以其名、特、     

北魏南伐江淮流域的环境与疫病问题初探——以公元450至451年太武帝南伐为例

自汉魏以来,北方人士眼中的江淮流域,始终为气候恶劣、疫病多发之区,在此地实际用兵时所遭遇的环境与疫病问题,造成了北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忧惧心理,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南下用兵的计划与策略.为确保作战顺利,北魏如南下作战,则需注重对当地环境、水土的适应,考虑和采取一定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病的发生.本文即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以公元450-451年太武帝南伐事件为个案,分析江淮流域环境恶劣、疫病多发对北魏南征的影响.从此战的最终结果--北魏军队因战斗和疾疫引起的大量伤亡而撤围退走--这一点看来,北魏士兵尚不能抵御南方气候环境所引发的疫病,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北魏继续向南发展的力量.由此可见,环境与疫病当亦为影响北魏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谈谈物业管理

随着城市房地产建设的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以市场价购买商品房或以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由此也就形成多元化的产权格局,老百姓对居住质量、居住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老百姓的权益保护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房屋管理体制的缺陷日益明显,由行政性、福利性、分散多头的住宅管理向社会化、专业化、企业化、     

西西弗斯陷井：道光年间南漕改折的困境

道光时期,中央财政极度危机,京师粮储左右支绌。传统的漕运体制长期成为糜费国帑的最大漏巵。仅每年漕粮的直接运费即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40%,为维护运道所花费的国库银两又占中央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附着于漕粮的加征加收,更成压倒有漕八省百姓的重负巨弊,风起云涌的抗漕民变与士变随时可能成为葬送清廷统治的风暴。此时,南漕改折成为解决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危机的途径之一。然而,清廷并不愿通过屡屡被证明为极度有效的市场途径,不愿放弃、甚至规范权力,依旧迷信权力的万能。在此前提下,朝廷的改革思路是最大化地寻求财政收入的增量,地方官员则视既得利益作为不变的存量。这样的改革设计无疑只会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造成鸡尽卵绝的后果。因此,道光时期的南漕改革方案,更像西西弗斯之石,耗费无数精力被设计出来,只是为了徒劳地再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