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数学阅读的因素探析

卞之琳的抒情诗创作中至少有这样几种叙事性因素介入:故事、情节因素;日常生活细节、叙述性口语的运用;叙述视角的变换、叙述结构的大幅跳跃。这些叙事性因素的介入给卞之琳的抒情诗带来了极大的包容性。运用这些因素,一方面是卞之琳出于对感伤浪漫的抒情方式的自觉反拨;另一方面主要受闻一多和艾略特等中外现代诗人的影响,是源于“客观化”、“非个人化”的现代诗学的需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抹不去的焦虑——读张新颖〈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

戴望舒(1905—1950年)虽然比卞之琳(1910-2000年)大五岁,但由于他们二人都译诗,都写诗,又同属《现代》杂志,又于1949年同乘一条船从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感觉上是属于一代人。李金发(1900—1976年)虽然比戴望舒也只大五岁,但由于他1919年即赴法国,     

“路”:开启卞之琳诗歌迷宫的一枚钥匙

卞之琳的诗歌意象系统中,“路”是一个中心意象。“路”以及衍生的相关意象与“人”的活动一起构成了卞之琳诗歌关于人生道路、心灵归宿的主题表达。“路”意象既是诗人人生经验的感悟,又包孕着智慧和哲思。     

卞之琳译《哈姆雷特》片断赏析

对卞之琳译《哈姆雷特》片断进行赏析:其译文的直译与意译交替使用,恰到好处;格式与节奏,力求原汁原味;形似与神似巧妙结合。     

论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及其译诗实践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立足忠实,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他指出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但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他的诗歌翻译很好地实践了他的翻译思想,忠实再现了原作的风姿与神韵.     

谈卞之琳诗歌中的小说化

关于对卞之琳诗歌中"小说化"因素的认识,在以往研究中常常存在偏见,或者将其与戏剧化、戏剧性混同,或者将"叙事性"因素直接等同于叙事体诗。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小说化"所带来的表达方式上的变化,最终是落实到诗歌想像力结构的巨大张力、"客观性"经验的抒写、包容一切的综合力三个方面的变化上;这也是新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文人的风度

黄裳先生素喜收藏,他非常欣赏张充和,但与其不熟识,便托请友人靳以向张充和讨字。时值张充和与傅汉思新婚正准备赴美,忙乱中将此事疏忽。世事沧桑,一晃二三十载,加之山阻水隔,充和早将此事淡忘。20世纪80年代初,卞之琳赴美叩访老友张充和,言及故人往事,不经意中聊及当年黄裳托靳以向其求字一事。     

匠心独运各显千秋——评《哈姆雷特》一段独白的四种名译

从诗律学、社会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及注读等角度看，卞之琳、朱生豪、梁实秋和孙大雨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段独白的翻译，可谓匠心独运，各显千秋，成为此段独白的四种名译。基于文风与译风关系的考虑，我们在分析不同名家对同一作品的译文时，既应坚持一种标准宏观赏析，又应用多种尺度分别评价。     

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身份焦虑--以卞之琳、冯至、穆旦为例

本文以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现代主义诗人为例,对他们20世纪30、40年代诗歌创作中建构的民族想象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身份意识进行了历史的回溯,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他们进入50年代后所面临的身份困境。50年代,不论是宏观的文化选择,还是具体的诗歌创作,现代主义诗人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热情以及“蜕变”新生的愿望。然而,经历了思想和艺术“蜕变”的诗人,并没获得精神的自足与安慰,反倒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中。其诗人的身份遭遇了双重的质疑,一重源于时代和社会,另一重则源于自身。在尴尬处境中的现代主义诗人,缓解身份压力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