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卞之琳的"化古"观念

在有关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研究中,以及新诗与"传统"关系的问题上,卞之琳晚年提出的"化古"之说具有较大影响.这一观念得自于艾略特,但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下,他对"传统"的认知与艾略特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而在1980年代,作为一个诗论家和特殊的新诗史家,他关于"化古"的论述实际所要达成的目标,则是将欧美现代主义美学话语重新接引到中国文学中来.     

谈卞之琳诗歌中的小说化

关于对卞之琳诗歌中"小说化"因素的认识,在以往研究中常常存在偏见,或者将其与戏剧化、戏剧性混同,或者将"叙事性"因素直接等同于叙事体诗。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小说化"所带来的表达方式上的变化,最终是落实到诗歌想像力结构的巨大张力、"客观性"经验的抒写、包容一切的综合力三个方面的变化上;这也是新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身份焦虑--以卞之琳、冯至、穆旦为例

本文以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现代主义诗人为例,对他们20世纪30、40年代诗歌创作中建构的民族想象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身份意识进行了历史的回溯,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他们进入50年代后所面临的身份困境。50年代,不论是宏观的文化选择,还是具体的诗歌创作,现代主义诗人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热情以及“蜕变”新生的愿望。然而,经历了思想和艺术“蜕变”的诗人,并没获得精神的自足与安慰,反倒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中。其诗人的身份遭遇了双重的质疑,一重源于时代和社会,另一重则源于自身。在尴尬处境中的现代主义诗人,缓解身份压力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文学翻译。     

从诗歌The Tyger译本比较中分析卞之琳的译诗思想

卞之琳(1910-2000)在诗歌翻译领域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他提出的"亦步亦趋""以顿代步"等著名翻译理论,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他赋予诗歌翻译的"自由度"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本文就卞之琳翻译的威廉布莱克所著诗歌《The Tyger》与徐志摩、郭沫若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略探卞之琳的译诗思想。     

“亲切与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卞之琳在翻译中对照、回望古典诗传统,发现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诗歌中的“亲切”与“暗示”这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正是中国旧诗词的长处,是卞之琳对传统中“亲切”、“暗示”这两种优秀质素的重新发现,这是一种独属于卞之琳话语系统的个人“发现”,形成了他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同时,卞之琳将这两种优秀质素用于自己的诗歌建设,形成独特的诗歌特点,亦成为对新诗自身传统的发现。     

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

卞之琳在翻译中发现中国旧诗的"神"在于"姿",只有"纯姿"方能越出国界,成为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的标志。"姿",作为旧诗之神,成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也成为其诗歌的独特质素,具体呈现为静、禅、空、圆等"姿",其实是卞之琳对虚静观念、色空观念、相对观念、圆融精神等传统质素的重新发现。     

论《断章》中的时间断裂与意识隔膜

回溯既往研究卞之琳诗歌艺术的观点，重新对经典《断章》进行文本细读。以往研究者在评论分析《断章》时，主要从“相对”“装饰”“风景”等角度入手，此文写作的着力点在于“看”“了”“你”这三个字。“看”充实了线性时间里面的“现在”，“了”是过去的标志，由此可以知道，《断章》里不存在“未来”。“你”在《断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暗含着一种对“我”的压制，以此出发，尝试着分析《断章》里呈现的时间断裂与意识隔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断章》的现实意义，主张建立一种平等开放的对话关系。     

“地图在动”：诗人自我改造的不和谐旅程

抗战爆发后出现在中国版图上的"大迁移"现象,糅合了民族国家意识和地理版图,不仅改变了人的空间位置,更进行了思想的跨地域交流。这种非常态下的社会流动与具有"特殊性"的主体——知识分子相结合,可能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基于此,从战时流动的角度探索知识分子为适应时代环境进行的自我改造,并以卞之琳为例进行细致的阐述。     

镜中的投射与自赎:卞之琳诗歌中的镜意象

文章通过对镜子这一意象意义的追溯及其在不同学说中的内涵分析,并结合卞之琳的创作经历和时代环境,指出了卞之琳诗歌中镜意象的三层意蕴:一是对自我及时空的观照,二是女性想象,三是虚妄中的自赎。通过这三层意义的分析和揭示,由点到面,还原了一个最本真的卞之琳。     

莎士比亚悲剧的素体诗和卞之琳的诗译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主要用素体诗,每行抑扬格五音步,不押脚韵,但也常出格或轻重倒置。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翻译是一次成功的白话诗体迻译尝试,即主要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尤其是音节的顿(音组)和押韵,亦步亦趋,刻意求似,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卞之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