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法典化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教育法典的编纂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和充分的条件。法典是对单行法的提升和超越，因而，从理想意义上讲，教育法典应该具备体系的完备性、价值的融贯性、规范的成熟性、气质的中国性等基本品质。就目前情况看，教育法典的编纂还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和问题，比如现有教育法律制度不完善和不协调、教育领域存在复杂尖锐的利益冲突、教育数字技术对传统教育管理模式带来新挑战，以及教育法理论研究在一些核心命题上还存在薄弱和不足等。在此背景下，教育法典的编纂宜从长计议，应确立稳健冷静的立法思路，先完善单行法，再编纂法典法；应将法典的调整范围限定于学校开展的国民教育领域，避免范围过宽和内容泛化；应进一步加强教育执法和能动司法，为法典编纂积累实践经验；应发挥教育政策“立法试验”的功能，围绕教育领域新问题治理开展探索；应围绕核心问题与重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理论研究，为法典编纂提供学术支撑。     

女性的“语言”:卫拉特蒙古的女性与禁忌

本文以居住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该社会中使用的女性语言。通过对卫拉特蒙古的语言禁忌、尤其是对女性语言进行考察，发现人们利用语言禁忌维持他们社会的秩序，即保持神圣的存在的中心位置的同时排斥负的、不可控、污秽的存在于生活空间的外围。但是看起来非常清楚的结构中也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即女性。神圣的存在中也有与普通的人们相比较更神圣的女性，同时与危险的自然力量等比较女性也更为安全和普通。不管女性是神圣的存在还是普通的存在甚至是危险的存在，女性语言都能够使其他者化。     

法典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纵向划分与规范配置

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配置是行政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实现外部体系协调的重要耦合工具。但统一性法典与多样化地方立法存在协调配置纵向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体系化张力，集中体现为职责纵向划分在中央、央地、地方立法中产生的职责不清、职责重复、职责缺位的递进式困境。部门宪法、整体政府、客观诉讼等理论有助于区分地方政府的差异性环境事权，为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类型划分的完善提供标准指引。应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环境职责纵向序构为制度建构、综合管理、具体执法三种类型，进而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协调配置授权、组织及程序规范，合理分配三类纵向职责，加强法典向下引领与地方立法向上兼容的体系协调。     

论行政法典总则与部门行政法及其成典的关系

行政法成典已经在学界和实务界形成普遍共识和相应构型,而学界和实务界对一些部门行政法也有成典的主张,这使得行政法典总则既要对部门行政法作出回应,又要理顺与其的关系。行政法典总则与部门行政法典之间是控权性与规管性、高端性与基础性、整体性与局部性、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行政法典总则优先成典是更为理性的选择,通过成典,能够构造行政法体系、统摄部门行政法、完善部门行政法的理念和原则、形成部门行政法的执法体系和理顺部门行政法的适用。部门行政法成典则是相对有限的,要受行政法典总则体系、称谓、行文表述和适用规则的限缩。为了使部门行政法成典与行政法典总则保持逻辑自洽,应当避免概念使用雷同、规制对象重合、内容构造交叉、规范表述重复和调控手段错位等情形。     

《尚书》之法性 ——中国古代道法学初步

《尚书》的义理所表达的是古之“彝伦”(常道)。从法学的角度看，《尚书》篇目本身可视作一套体系化的法律形式，作为上古之书，《尚书》的法学特点是因法律形式而言义理，很早就采用了道法合一、以宪统法的表达形式。《尚书》的形式、体系和内容都说明了它既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又是一部古老的法理学著作，还是中国古老的“道法学”在法律上最早的体现。     

劳动法典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

体系型法典是最高级的立法形式，应当成为劳动法典的奋斗目标。劳动法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一个法律领域，劳动分工带来了大量同质化的劳动关系，为大规模劳动立法构筑了社会基础，数字经济的兴起又带来了以平台用工和远程工作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关系类型。观察中外历史，劳动立法一直秉承着平衡理念，即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劳资自治”与公权力“他治”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此价值理念决定了劳动法典的建构基础，也使适度体系型法典模式成为可能。以历史逻辑为鉴，我国应当在理论逻辑中区分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础上的劳动私法关系和建立在公共利益上的劳动公法关系，以各自完备的价值理念实现规范的整合，同时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分别编入归属于公私法律部门的劳动法典条文。新就业形态难以进入传统劳动关系，因此可独立成章，形成规范传统劳动关系的“大劳动法典”之外的“小劳动法典”。     

公私法交融下的环境健康权保护

环境健康权是免于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人体健康危害或风险的权利。环境健康权兼具公私法二重属性，权利结构复杂，难以基于单纯的私法或者公法途径提供充分的保护。《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未能对环境健康权做出具体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由于价值判断冲突而影响环境健康权益实现的情况。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设置更多地倾向于对损害的事后救济，也难以单纯地从私法角度有效地预防环境健康风险。公法手段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私法保护方案对损害预防关注的不足，并与环境健康权的社会面向相契合，从而有利于发挥公权力在保障环境健康权方面的优势。唯有实现公私法在环境健康权保护方面的有效沟通与协动，方可形成周全的环境健康权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