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银行宜商环境项目对我国税法改革的挑战与启示

世行BEE项目刷新了DB项目的方法论,有助于我国持续优化纳税人宜商税收环境。建议以迎接BEE项目评估为契机,编纂《税收法典》,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坚持立法宜细不宜粗的理念,慎重使用导致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模糊语词。建议压缩行政释法文件数量,提高释法质量。建议采取轻徭薄赋、涵养税源的价值取向,大幅降低有效税赋率。建议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与《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与个人的所得税率最高上限统一降至20%以下。税务机关公共服务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化、数字化、理性化、普惠化、透明化。建议将《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为《税收征收管理与服务法》,将公共服务理念贯穿于整个税法体系。为保护纳税人产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涵养可持续税源,建议出台《纳税人权益保护法》。建议基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程序正义理念,重构争讼化解规则。我国要理性看待世行BEE项目评估,纳税企业才是宜商税收环境的权威考官。     

论教育法典基本价值的提炼与整合

缺乏基本价值指引的教育法典编纂,无法从根本上弥合教育单行法之间的规范抵牾与价值冲突。需要正确认识基本价值在教育法典编纂中的作用,反思教育法典基本价值的提炼方法,明确教育法典基本价值取向的争议并进行整合,为教育法法典化奠定基础。教育法典基本价值能够为教育法典提供实体目标,指导教育法典规范体系的科学化,提供反思与重构教育法典的价值校验标准。从提炼教育法典基本价值的方法上看,教育法典基本价值的形成路径存在两种差别迥异的形式：一是从宪法基本条款出发进行自上而下演绎推理,二是从现有的教育单行法出发自下而上进行归纳。教育法典基本价值的提炼,需要以基于宪法条款的演绎提供基础前提,以基于教育单行法的归纳进行检验和修正。从教育法典基本价值的内容构造上看,存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与“发展国家教育事业”两种取向,可通过两者共同的上位价值“人的全面发展”“平等”“自由”来进行整合。     

论西夏法典中的拘捕制度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涉及拘捕的条文有51条之多,对拘捕主体、拘捕运行、拘捕赏罚进行详细规制。拘捕运行遵循效率原则、保护原则。既有对唐宋律拘捕制度的继承,也有因时立法,缘俗而治的特色,是中华法系的组成部分。     

体系化构建：中国环境立法年度观察报告(2022)

2022年中国环境立法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体系化。环境法典编纂进入官方视野带来了环境法体系化研究的热潮,并且在实质上影响了环境立法的思路和内容。国家层面的环境立法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特征,两部环境法律的制定、一部环境法律的修改从不同层次推进了环境法律的体系化发展,制度的体系化特征凸显;新出台的环境司法解释和环境类部门规章数量较多,对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发展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环境立法的新近经验可以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参考,并反映出环境法典编纂中需要重点考虑的立法范围、立法权与司法权界分等问题。地方环境立法的活跃度相对于2021年有所下降,但立法类型、重点领域等基本保持不变,也出现了一些新领域、新制度的立法;同时地方环境立法中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题选择、制度协同等问题值得重视,需要运用环境法体系化发展的思路逐步解决。2022年环境立法研究的关注重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并在体系化思路下对主要环境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关于环境立法本身的研究和分析也有不少成果。我国环境立法长期坚持的分散立法思路正在发生改变,环境法体系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明朗。     

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选择

在各种立法方式中,法典编纂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统领性,需要充分认识法典编纂的价值重塑、体系重整立法革新功能,在法典编纂启动之时进行合理的立法选择。综合法律命名的各种因素,法典名称更应注重其政治性、实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是更优选择。针对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实际,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进行法律关系评估和价值体系重塑;以编订为主,优化提炼污染控制法律规范;以纂修为主,系统整合自然保护法律规范;统筹编订纂修,补充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在现行立法以行政监管制度为主的管控机制不能满足生态环境司法迅速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应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充分考虑裁判性规则的供给,建立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并行的“共治”型法律机制。     

生态环境法典的权力基础与编纂策略

国家环保权力具有秩序管理权和公共财产权两大来源和基础,是两类国家权力在环保领域具体行使的形式和集合。尽管都为国家动用公共资源、限制社会行为提供依据和规范,但两类权力在目标与条件、对象与范围、内容与手段、对法律规定的依赖程度、公众的身份与权益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分别适用于不同领域和情形,衍生出不同的规则体系。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对这两类权力采取“共同但有差别”的对待,既兼容并包,都纳入整合范围;又因地制宜,差异化处理,在不同编分别作出相应规定。     

《摩奴法典》中的继承制度探析

《摩奴法典》作为古印度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法典,规定了有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律和规则,其中有关继承制度的规定更是别具特色。它既反映了种姓继承原则,也规定了嫡生子优先继承原则和长子优先继承原则。多种继承原则混为一体,充分反映了印度社会重等级、重家庭、重伦理的特征。

Abstract：

The Laws of Manu,as the most famous code in ancient Indian history,embraced various laws and rules related to social life,in which the succession system is of characteristics.It regulates the principles of succession according to the caste system,emphasizes the preference of the legitimate sons and the first-born son.The mixture of various principles of succession fully reveals that the ancient Indian society valued social classes,family and ethics.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刑事责任的 规定方式与内容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在我国已经跨越了学术倡议阶段而提升成为国家任务。刑事责任的设置是《生态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涉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方式与具体内容。就规定方式而言,《生态环境法典》仍应沿袭传统的法律责任规定模式,在责任编中设置刑法的引致条款。在具体内容上,应在维持统一刑法典模式的前提下,在环境犯罪的体系化与罪状明晰化上做出突破性努力,并可以引入环境修复措施作为一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以弥补目前刑事责任在修复被害方面的短板。     

藏汉翻译:互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体现——访周润年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多年从事藏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丰。文章中,周润年阐释了藏文史籍、藏文法典的价值及其翻译、研究的意义,并指出藏文文献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对藏学、翻译学研究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