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缠绕——先锋历史小说历史观的内在矛盾论

先锋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真正体现了新的叙事手法和历史观念。先锋历史小说的内在精神更多地与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相通,而且“元历史”理论的弊端——认为历史是文本,否认历史客观真实的存在,同样是先锋历史小说的不足所在。先锋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着自身的矛盾:在解构历史的同时质疑着历史真实的存在,却又企图在自己的叙述中重新结构历史的真实。可以说,先锋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真实”的缠绕。     

论新历史小说中的罂粟意象

在文学现代性的视野里,新历史小说中的罂粟意象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被设置为一种异质文化与强势文明的符号,它突入个体的精神领域,既刺激个体生命的欲望化张扬,同时也加速个体生命的消亡,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他者"现代性力量的重要隐喻与象征。新历史小说对待罂粟的矛盾心态,折射了百年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艰难历程。新世纪以来,新历史小说朝着本土化方向发展的转型,为当下文学现代性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

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在当代明显地表现为"十七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叙述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叙述两种叙事倾向。围绕这两种倾向,分别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从理想人物的塑造、语言及言语方式、作家视野下主题的选择与情节的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探究作家的创作是如何体现和形成当代历史小说的这两种叙事倾向的。     

把历史还给民间——评严歌苓小说《床畔》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她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关注,其新作《床畔》也不例外。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以往与历史"正面冲突"的写作策略,她仅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文化注脚隐藏于故事背后,历史得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滑脱出来。而伴随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后退,个体的生命景象却得到了彰显。论文分析了作家历史取材和审美倾向的转变,认为严歌苓更加注重与民间话语的平等对话,有意加重了历史小说的民间意味。但与此同时,其创作也表现出用日常化、简单化的历史取代历史复杂性的缺憾。     

明代历史小说结构的伦理阐释

明代历史小说的结构可以从3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外在表现上的编年式结构和纪传式结构,二是内在理路上的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三是深层逻辑上的二元对立和同类相应。这3个方面的结构都有其伦理意蕴。编年式结构通过时间更替、王朝更迭显示历史沧桑感,纪传式结构通过三段论、按类分卷、版块对照、设局解密等方式,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以人物为线索的糖葫芦式单线结构、以事件为线索的串珠式单线结构、多线并行的复线结构、牵一发动全身的网状结构,都与小说的伦理说教宗旨有关;二元对立主要表现为忠奸对立的伦理冲突,同类相应主要表现为善恶有报的伦理归宿。     

北大学人

马振方辽宁省锦县(今凌海市)人,1933年出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于该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留校任教,至1998年11月退休。其间,1992年4月～1994年4月应邀赴日本九州大学中文研究室任教两年。     

新历史小说的命名焦虑

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小说＂经历了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命名阶段,即便到了今天,对各种名称使用的随意性依然充斥在有关的评论中,尤其是众人对中国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混淆往往令大量的争议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中国学者们在西方强势理论话语面前的自卑感与焦灼心态。     

批判与坚守--论民间文化在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的不同命运

民间文化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在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被抽空,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出现在小说中的民间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教化过的、选择过的,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则更强调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全面认同和宣传.     

从两性关系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是"红色经典"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扮演着一个无可复加的角色。这时期"两性关系"成为人们忌讳的话题,作家普遍采取回避态度,从"两性关系"看待"十七年"革命女性将利于深入解读"政治话语讲述"年代中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