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歪批金庸

查老先生退隐之后，武林群雄无主。后来的古、温之流，功力相差太远，不值一提。最近听说查老先生久封越女剑，重操吴王戈，改行写历史小说。不知成就会不会超过高阳、南宫博及当今大陆最走红的二月河，再建一代霸业。     

试论历史小说的虚构——兼谈《三国演义》虚构的得与失

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不应当拘泥于历史事实，而应当允许作者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作为严肃的历史小说，应该本着虚实参半的原则去创作，做到虚实相生，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主要的历史事件与主要人物的性格应该符合历史的真实，虚构应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就失去了历史小说的特点，跟一般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作为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在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上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也时有败笔，远未达到尽善尽美。     

重写文学史——十七年历史小说的地位及再思考

60年代初"爆发"式出现的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独特风景。然而,在对历史小说的描述和评价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权威教材和研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空白或遮蔽。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历史小说进行思考,以期对历史小说的地位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不仅扩大和深化了表现领域,获得了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和精神资源,而且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注重情节演绎的叙述模式,拓宽和丰富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途径与探索空间,实现了历史小说在文体和审美形态上的创新与多样化.     

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写什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日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帝王系列,二是宰相系列.选择张居正作为研究和塑造的对象,是基于三个考虑:(1)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2)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张居正应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是文学中的典型.     

《孽海花》“谴责小说”之异见

将作为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第二次高峰期的清末小说，仅用"谴责小说"来界定描述，有笼统简单之嫌，而将《孽海花》许为此类小说之代表作品也有商榷之必要。"谴责"只是一种"时期风格"，经过曾朴整理增撰后的作品，却在不失其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其立意重在纵向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横向的社会图景，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明显不同。     

历史小说化史为诗的艺术途径

本文认为 ,化史为诗是历史小说创作应追求的一种高层次的美学境界 ,进而提出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 :一是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 ;二是抉发历史生活的内在精神 ;三是将历史生活素材转化成生动可感、饱含诗情的艺术形象。     

《故乡天下黄花》解读－－兼论新历史小说

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 ,通过消解“宏大叙事”所依赖的“深度模式”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观照历史的新视野 ,使读者越过沿袭已久的历史叙事 ,得以见到被遗忘或者压抑了的另一些历史景象     

大湘西的“小水浒传”——品读符云亮长篇历史小说《大湘西英雄传》

书本实用价值就在于，它恰恰如同一场精神盛宴，不仅给人提供视觉享受，也给人提供精神食粮。在这样一张盛盛宴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