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垄断与反垄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垄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垄断既具有生产与资本集中引起垄断的一般属性,也体现出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垄断的特殊性质。以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垄断是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利用资本,并且利用资本会出现垄断现象的客观现实。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目的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三个层面出发,得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垄断所具有的不同属性。针对性地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层面,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反垄断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革新探析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规制经营者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执法四年多来,我国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其中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统一性、权威性、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等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

"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两班起源于高丽,而两班文化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并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     

我国死刑裁量的法理分析——孙伟铭死刑案二审改判的具体展开

死刑裁量有其价值理念的基奠与制度规范的制约.刑法学派限制死刑的丰富思想,各国刑法限制死刑的现实趋势,提供了死刑裁量的重要知识背景.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死刑适用的根本理念,我国刑法对于限制死刑适用也有诸多制度规定.孙伟铭死刑案的二审改判有其合理根据,不过对于过错醉酒的从宽考量仍值得推敲.     

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比较研究

国外反垄断法的出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诞生与发展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深入研究比较、科学借鉴国外反垄断执法体制,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起到促进作用。     

言说内外:1925年“五卅善后案”中的舆论风波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浪潮。围绕真凶惩治、案件处理等问题,社会各界争相奔走发声,梁启超、胡适等人也先后在报刊上对此次事件发表意见,后者主张负责调查、理性应对之言,却招致了众多的指摘,被诟病为亡国之举。另外,南方政府揭橥了国民革命的大旗,以民众运动为底色,并付诸行动,将这场舆论纷争推向高潮。从五四到五卅短短数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因势利导下,近代中国大致完成主义与行动双重转型,进而形成了国民革命的基础性铺垫。理清这场争论背后的不同声音,进而联系北伐前夕社会氛围,得以窥探彼时思想论争与社会趋势。     

以房抵债协议的类案裁判与类型化探析

以房抵债是一种新兴的交易模式,由此引起的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类型,但立法的滞后与司法解释的局限,尚难给以房抵债纠纷的解决提供统一适用的标准,出现类似案情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给司法实务工作带来困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判例、公报案例及指导性案例,对以房抵债协议效力的类案裁判以类型化思维将其进行分类研究,通过分门别类提出效力判断及纠纷处理思路,力求使以房抵债纠纷能获得更多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支持,从而使以房抵债协议纠纷解决于法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