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人称代词的普遍使用,成为现代汉语诗歌区别于中国古代诗歌一个突出的标志。目前,学界从现代诗歌的主体研究、表达策略研究、比较诗学研究等角度对人称代词的探讨日渐深入,但对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发生的历史语境及演变机制、人称带给新诗异于旧诗的审美体验及形式功能差异、人称在现代诗人创作中的个性特征、汉诗英译的人称转换等问题的探索有待拓宽与深化。     

论“春秋笔法”的叙事策略及其内涵的变迁

"春秋笔法"具有重要的叙事学价值,对后世的文学叙事影响深远。它通过对"不可叙述事件"的巧妙叙述来传达春秋大义。"不可叙述事件"分为不必叙述的事件、不应叙述的事件和不愿叙述的事件。"春秋笔法"的具体叙事策略为:第一,不必叙述、不应叙述的事件构成事件选择上的隐含法则,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就在显性文本中制造了矛盾,而这矛盾之处就成为蕴含意旨之处;第二,对于不愿叙述的事件,采取的叙述方式是削去和曲笔两种,后者又分为故意省略信息进行不充分报道和故意歪曲信息进行误报两类。"春秋笔法"的本质可概括为叙述之外有叙述,也即"隐含的叙述"。明清小说评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泛使用"春秋笔法"的,具体内涵包括:隐含的叙述比外显的叙述更丰富;隐含的叙述否定外显的叙述。     

“印度三部曲”对印度的文学叙述

奈保尔的作品以其深切的社会关注引发世人注目。在“印度三部曲”中,奈保尔引用了许多印度和英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涉及印度人的英语印度文学、英国人描写印度文学和印度本土语言文学。运用文学作品参与他对印度的讨论,表达了作者对印度社会的关切,对殖民统治的否定,也丰富了作品的层次和内涵。     

纪德《如果种子不死》中的自我建构

自传作品《如果种子不死》是安德烈·纪德力图进行自我形象建构的一次文本尝试。作为20世纪最为复杂的几位法语作家之一,纪德一生伴随着极大的关注与质疑。苦于心灵无人知晓,便将自己的多重个性写进自传,勾勒出成长历程,分析个人复杂思想的成因,试图建构一个大胆反叛宗教伦理道德的同性恋作家形象。然而,这一形象又存在自我矛盾性,文本又表现出深层的自我解构性。     

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

《曹禺传》是田本相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像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曹禺传》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叙事特色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以反讽的思辨从容述说着人类生存境况,对生命与人性的健康、健全的存在方式以热情的张扬。作者综合运用各种讲故事的方法,表达了一种宏观的文化现实,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好结合。从《时代三部曲》的叙述时序、叙述视角、修辞运用等方面分析其叙事特点。     

《七角楼》的艺术风格：叙事与修辞

《七角楼》创作于1851年,是纳撒尼尔·霍桑最长的一部罗曼司,也是作家本人最喜爱的一部作品,在英美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但从目前国内外叙事学层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和《红字》相比相差甚远。细读《七角楼》发现,通过采用叙述插话、直接引语、多元人称叙述等叙事策略,以及通过关键词语的重复、关键段落的重复和特定修辞意象的重复等修辞策略,作品展现出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对人性、人生的独特思考,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同时,对塑造人物形象、增强叙事效果、深化作品主题、激发阅读兴趣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关于做好电视成就报道的思考

文章着重探讨了电视成就报道的创新方法,在理念上提出以个性化的受众为中心、结合电视传播特点、贴近工作实际;具体方法上则提出以四个方面为突破口,即: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贴近生活;用理性思维诠释热点;用情节化的叙述,加深人们的理解;调动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增强视觉冲击力.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人物叙述机制——由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引发的思考

周梅森的两部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与此前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不同,“块茎状”、多元中心主义“复式”文本结构模式,带来的是主要人物由一元化趋于多元化,显示的是改革阻逆力量虽一度存在甚或曾经较为强大,却无法阻碍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与企业的正向发展;改革历程虽愈显艰难曲折与复杂,却也从侧面衬托出发展的可贵与不可阻抑,愈加显现维护改革以及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力、执行力。小说关于“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是这两部小说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与维度。运用福斯特的“扁平人物”观与“圆形人物”观,可以解析两部长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小人物的人物叙述机制。这些都为该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