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不伟大，但不能卑鄙

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名字,只有两种。流芳百世之伟人,还有遗臭万年之恶人．如果您认为无论什么头衔,榜上有名就还不赖,那么很遗憾,伟大二字已与您背向而驰了。     

从“唐骏学位门”看网络媒介的热、湿、黏

中国互联网的应用主要向通讯、内容、搜索、社区这几块延伸,通讯产生了邮箱、IM。 2010年7月1日,科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在新浪微博上发出21条记录,针对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提出了多个质疑,引发社会关注。     

我的生命可以更短

孤单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尽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个性体验与心灵境界——进入中国先圣思想的方法问题

本文从心灵境界的角度人手,探讨了进入中国先圣思想的方法问题。作者认为,理解中国先圣的思想,应当注意三个问题一、生命智慧与经验知识;二、不可言说与可以言说;三、个性体验与心灵境界。对于中国先圣的思想而言,深刻体悟比罗列知识更为重要。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初探

在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建立已成为必须,本文立足实践,经过理论分析,提出建立不被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特殊证人可以拒绝作证规则三个具体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建议。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判决中不同意见公开议题之再研究

判决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反对,这是由于两者在制度类型上的差异所致。在我国,公布不同意见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可以克服合议庭评议过程流于形式化,有助于强化法官责任制,增强法院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中国继受法制定情况及由此引起的几点思考

由于固有法的长期行之有效，继受法在中国迟至20世纪初叶方才产生；但它一经产生，便成为了中国立法的主要内容。继受法在中国的命运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所决定的；反过来，通过继受法的制定和适用情况，人们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去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     

再论"可以P"与"可以不P"的关系--兼与李茂武、黄士平先生商榷

关于"可以P"与"可以不P"之间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从法律逻辑上看,将二者等同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但在法律实践中,不作区别地将二者的关系一概而论则是不妥当的。应当从权利与权力的区别上,对授权性规范中的"可以P"与"可以不P"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表征/反表征：女性主义批评的发生

在后现代语境下,符号与真实的关系受到普遍质疑,女性主义者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妇女正处于错误表征的丛林之中。在《女权辩护》中,妇女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反表征之路。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则看到了妇女自我表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妇女深陷表征/反表征的迷宫之中。在《第二性》与《性的政治》中,明确提出了妇女自我表征的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女性主义批评,表征/反表征可以被视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