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纳入司法体系的法律构建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当代中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尽科学合理、任务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完善立法、建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等建议,以期促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实践样态评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各级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类型的司法裁判中得到了系统体现。从当前实践样态看,存在显性援引仍显不够、少数价值观体现不足、释法功能较弱、说理较为宽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源地位界定不一等问题。在把握融入的界限、提升融入的能力和保障融入的规范性上下功夫,可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实效。     

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从司法个案透视

本文通过司法个案的分析指出 :( 1 )习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实际起着重要作用 ,在特定情况下 ,甚至可能置换制定法 ;( 2 )习惯影响司法的途径是案件当事人以及法官对相关利益的追求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会交错利用制定法和习惯 ;( 3 )因此 ,对习惯之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文化” ,而是各种物质性的社会制约条件     

关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反思

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时下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实现司法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出发,认为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确立不科学,其弊远大于利。因此,我们必须对传统观念与制度实行转变,使其契合司法现代化与法治国家的要求。     

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下以宪法为手段的海洋维权路径——以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为启示

将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在当今海洋政治斗争中是多数国家立宪和修宪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国际法院近年来形成了以“有效控制”原则判定主权归属的裁判逻辑。宪法是国家对主权展现最高管领意志与行使最高管领作为的有力体现,宪法中是否存在涉海内容,成为国际法院判定“有效控制”的重要依据。作为解决涉海领土争端的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国际规则与国际共识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是涉海领土维权的行动指引。相较于涉及我国海洋争端诸国,中国目前尚未把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存在维权被动的可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尽快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涉海内容入宪,涉海内容的具体呈现,应在符合我国国情与宪法传统的基础上,统筹参考国际司法实践经验,为海洋强国战略下的主权维护多添一层保障。     

司法决策的算法化趋向及其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渗透到司法领域,在司法裁判中承担证据审查、风险评估、裁量参考等任务,司法决策由此呈现出算法化的发展趋向。司法在与技术的结合中进一步提高了效能,表现为司法效率的提高和司法裁量的统一。然而,算法本身也存在着技术局限性,可能引发代码规则难以保障论辩参与、算法黑箱难以解释裁判合理性、群组正义难以回应权利优先性等深层问题。为助力智慧司法的平稳运行,需要立足技术赋权理念,推进司法领域的算法公开透明,加强智能辅助系统的可解释性。     

“场景完整性理论”的应用检视和功能再造——以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裁判为视角

“场景完整性理论”重视纠纷化解的个性化、差异化应对,强调以动态的规范模型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在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纠纷司法裁判中,不乏在个人信息认定、判定同意规则的合理使用和利益平衡等问题上运用该理论化解争议,司法实践暗含着可归纳的理论应用规则,同时也暴露出舶来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的不适应性。一方面,既要从已有的个人信息纠纷裁判中归纳总结该理论在司法应用上的实践经验与共性,提取纠纷化解的公因式;另一方面,对该理论也要做出符合我国实践需要的适当改进和创新,在理论基础上设计出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更契合的司法评价方案,回应个人信息保护实践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