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本文认为，公有制意味着财产的社会化，意味着共同占有、共同使用“公共的生产资料”的一切劳动者个人普遍、平等、真实、直接地拥有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财产自主权，而所有制实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灵活性，其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既定生产力水平决定着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且极不平衡的状况决定了公有化程度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是多元的     

从“合作制”到“合作社”——浅探列宁著作《O koonepayuu》在中译上的改动及其相应的中国经济背景

本文主要是根据列宁在晚年口述留下的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尤其在经济政策上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到"过渡时期"有了根本转变的文章《O koonepayuu》在中文翻译上所出现的变动("合作制"变成"合作社"),通过以文本中不变的核心主旨为出发点和参照物,较辩翻译上的变动所带来的种种内容差异和内涵侧重,从而进一步比较探索翻译改变背后所涵带的中国经济社会变化之背景。     

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

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地位进行了区分,为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性分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本文分别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的合法性来源、政党的内部组织结构四个方面对中西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为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

合作制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而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制经济,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一句话,“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是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浅析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艰难前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

我国农村信用社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不断异化,导致产权不明、管理不顺、经营艰难、风险严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应遵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规律,改革的关键是理顺管理体制和明晰产权关系,绝大部分农村信用社改革应选择按合作制原则进行规范。     

北京王府学校

正学校概况:北京王府学校是由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于2003年批准建立的一所中外合作制学校,分别于2003年与2006年率先引进A-LEVEL课程和AP课程。学校历经十年,基本实现基础教育与国际教育相融合,传统授课方式与移动教学、卫星视频授课相结合,课程多元化与选课个性化     

论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

技术的二重性和结构的二重性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在本质上具有客观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决定了技术既是社会行动的结果,也是社会行动的中介。结构的二重性则揭示了制度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表明结构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前提,行动是进行制度和结构再生产的活动。新技术的应用并不必然带来制度变革,当以内嵌于技术的新的规则、思维模式等因素为依托而产生新的行动模式时,制度变革的时机就到来了。组织领导者的思维模式应当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以创造性的行动为中介,使技术应用成为一项实现制度变革的自觉行动,并为技术应用创造相应的制度空间。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股份—合作制：通向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

“自由人联合体”和“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试图对这两个命题的深刻涵义进行比较准确地把握,在论证《资本论》中“自由人联合体”主要是指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组织形态和“重建个人所有制”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要求的基础上,进而论证我国一度兴起的“股份—合作制”是通向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式。     

灾难应急管理中的组织演进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赖以抵御灾难的组织形式将出现一场根本性的变革.20世纪后期以来的应急实践表明,应急组织时常会在灾难爆发时陷入危机,这是由于科层制应急组织不能适应后工业化条件下的应急要求,它的直接现实要求就是,需要用一种新型的合作制应急组织替代在工业社会表现最为成功的科层制应急组织.本文在复杂科学的视闻下,运用混沌理论与群飞行为理论阐释了灾难环境中科层制应急组织的崩溃与合作制应急组织的突现.     

推动新世纪多党合作制的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亲密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种独树一帜的政党制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经验与共识,又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政治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