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理的结构与平衡

董事会单纯的业绩考核机制以及对形势缺乏有效的判断, 不是导致“狗急跳墙”,就是导致内部控制在安然(ENRON)、泰科(TYCO)等公司丑闻和财务造假事件发生后,人们纷纷问责社会诚信、监督机制,却很少将目光转向与公司治理迥异的企业治理问题。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良好的公司治理本身并不足以使企业获得成功。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监察建议”与监察法规范中其他“建议”的关系界定

监察建议是《监察法》创设的法律概念,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组成部分。与一般建议相比,监察建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被建议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准确界定监察建议是规范监察建议权有效运行的前提。监察法规范中除了监察建议外,还规定了其他“建议”。其中,问责建议属于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履行前置程序建议是监察机关针对特殊身份的公职人员进行重处分的外部沟通方式;上述建议均不属于监察建议的具体类型。内部惩戒建议是监察权对内部惩戒权进行间接监督的必要方式,可纳入监察建议的范畴。     

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研究

天津、重庆、海南、安徽、广东五省市行政问责规章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建设初具规模,问责的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基本环节已经确立,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是,还存在程序设计粗糙、立法不统一、公开性不足、纠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建立健全预告知制度和救济制度,加强问责监督,制定《行政问责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公民问责与责任政府的构建

公民问责在建立责任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营造公民问责的文化氛围,健全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增强问责的政策支持,是当前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构建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的生态哲学面向

不必讳言,程颢并不曾专门涉及生态问题,但其"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仁学无疑可以为反思当下的生态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中医来譬喻仁与不仁的境界,这成为其生态哲学的总纲。人与自然关系在程颢那里体现为天人关系,在他看来,不仅天人一本,理、道也是一本。基于人的独特性,程颢赋予人之独特责任———贯通天道与自然。以仁为生的观点,是程颢对儒家生态哲学的新开掘。本体论的天道、天理观,是程颢生态哲学的根基。程颢并未空谈哲学,其生态哲学仍有其实践面向及制度实践。     

试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构建路径

行政问责制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对我国建设责任政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内涵界定和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人伦理意识、行政文化及伦理立法的缺失。从伦理的视角,思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即从行政人、社会公众、行政组织内部和行政伦理立法等方面着手,增强行政人员的责任感和伦理意识,切实做到向人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