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作为提供网络服务的对价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的学理框架有助于界定用户无需付款的网络服务合同中用户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服务的对价并非用户提供其个人信息,而是用户同意网络服务提供者处理其个人信息。解释论层面,同意处理个人信息构成提供网络服务的对价(对待给付),网络服务合同的对价性并不体现为牵连性,而是体现为条件上的联系或原因上的联系。功能论层面,同意处理个人信息作为对价涉及认定用户的同意是否自愿作出,进而影响同意的效力。“捆绑授权”情形下用户作出的同意无效,欺诈或误导情形下同意的效力须借助“跷跷板理论”进行场景化认定。     

新《婚姻法》应从立法上保护军婚

现行《婚姻法》第26条明文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这是《婚姻法》对军人婚姻的一个专设保护条文,体现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对军人婚姻权益的特别保护,也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关心与支持。目前,《婚姻法》修正草案已经公布并仍然坚持了这项条款,但有人对该条款有异意,我认为继续坚持这项条款是必要的。     

我与林桂花的前后三十年

她常常说儿女和父母的缘分是30年,从儿女出世到30岁,父母要好好地照顾儿女。这就是她照顾我们的方式。我结婚的时候是去年八月。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婚纱,婚宴的时候又换了一件红色的旗袍,旗袍很合身,是丝绒的,上面有鲜艳喜气的花。林桂花说你穿旗袍真好看,看到     

数字社会中算法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构建

算法消费者是消费者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是通过在智能算法接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衔接与适用空间的解释或立法构造。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保护应围绕算法消费者的同意机制多元化、平台经营者个性化披露、算法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信义义务等维度展开,并以公益诉讼保护作为结果保护的手段。     

护理人员履行告知义务的探讨

在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指导下 ,如何在护理活动中履行告知义务 ,维护护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在护理人员的伦理道德正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的情况下 ,通过自身体会从各方面对护理人员如何正确地履行告知义务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为视角

随着数据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的个人信息受到极大威胁,未成年人更是如此,因此需要侧重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63条弥补了我国立法上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漏洞,值得肯定。在实践中适用63条时,需要对传统的知情-同意规则进行优化与调整,以便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欲合法收集信息,信息控制者需要采取合理方式告知有关事项,并征得未成年人用户及监护人同意,以缓和特殊主体利益保护与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外还可以从同意之前与同意之后两个阶段设立特殊保护机制,完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论生物特征识别系统个人信息采集处理授权同意机制

当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面临个人信息被盗窃、泄露、滥用及系统被侵入两大安全风险.为此,我国《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采集处理授权同意机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物特征安全.但由于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系统的安全性能和个人信息保护性能差异较大;同时,普通的被识别人对识别系统的安全风险难以鉴别,导致以同意机制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显得十分无力.因此,我国应从技术和法律上对系统的安全性能和个人信息保护性能进行分级规制,并制定包括生物识别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规范,以便进一步完善授权同意机制.     

论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的同意

在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就他人特定行为的发生或者他人对自己权益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予以同意并表现在外部的意愿。它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包括以下几项要件:必须有明确具体的内容;真实的、自愿的;受害人具有同意能力;加害人尽到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能够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或抗辩事由,从而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但是,受害人对于犯罪行为的同意既不能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免除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同意与受害人故意、自甘冒险、免责条款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普遍主义抑或特殊主义——中国语境下知情同意实践的路径考察

在知情同意实践中,存在一种普遍主义模式.这一模式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它从理论层面论证个体自主权的普遍性,在实践层面探究自主权对个体利益的保护以及中国当下分析模式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它难以解释中国文化传统,不能回应中西社会之殊异,遭遇历史主义的质疑,而且模式本身催生诸多道德危机.在总叙事可能性丧失的情况下,必须寻求知情同意的地方性叙事模式.凸显中国的家庭文化特质,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以及重申“行善”的道德价值,是中国知情同意叙事模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