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中正修德思想

中正、修德思想是周易的重要思想。周易的中正修德思想主要体现在守持中道、崇德向善、阴阳变易、天人合一四个方面。周易这四方面突出体现了圣人崇德向善感应天地自然、顺应人心而致天下和平、人心和顺的贞正局面。     

西方1程职业伦理章程建立的逻辑理路分析

考察西方工程伦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的伦理意识奠定了各职业社团工程伦理章程“向善”的基本价值准则。进而,工程活动中诸多“向善”的伦理意识经过抽象与凝练,形成以“责任”为核心的工程伦理规范体系,并赋予工程师多种“他律”的道德要求。为避免可预测的工程风险,规范要求工程师“遵行”工程伦理章程中所载明的多样责任。向善—他律—遵行,构成了西方工程职业伦理章程建立的逻辑理路。但是,这种逻辑理路将现代道德哲学的本质特点全面贯彻其中,使得工程职业伦理章程建立初始就因工程实践与人类伦理生活的复杂性而有着内在局限。     

对一道“万用填充题”的担忧

正最近,我有一位在某县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朋友高兴地向我报喜:他所分管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受到了上级表彰,获得了一项大奖,其主要政绩就是在全县自上而下,普遍开展了寻找和评选最美x活动。什么叫寻找和评选最美x活动呢?朋友告诉我,他发明了一道万用填充题。全县只印一种表格,表头是最美____评选表,最美后面的下划线上填写最美机关干部、最美基层干     

教育需要宗教情怀吗?

正很多人说教育要有宗教情怀,大意就是对教育要虔诚、执着的意思。教育有什么情怀,没有规定,只要是有利于教育的情怀,应该都是好情怀。宗教,是一个大话题,也是一个好话题,教育与宗教也有一定的联系,都是修养教化,都是劝人向上向善。即使不是宗教教徒,也都对宗教有着一定的尊重和敬仰。就是说都有一些宗教情怀,因为宗教不脱离现世。     

乡贤文化应在当今有所作为

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教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所谓乡贤,狭义地讲,是指通过一定程序入祀乡贤祠的本地先贤;广义地讲,除入祀乡贤祠者外,乡贤还可包括其功德为地方社会所推崇,其事迹在地方志、碑刻乃至地方父老口耳相传的地方人士。所谓乡贤文化,狭义地讲,是指以乡贤祠为核心的崇德报功的文化传统,广义地讲,是指地方社会对于品行卓越、功业优越或者为本地方事务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本地人士的推崇。传统乡贤文化是官方和民间社会为推     

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数据化、国际化特征,引发了数字经济治理的根本性变革,使治理价值取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国际治理规则都发生了改变。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治理具有不同特征,美国推行数字自由主义,欧盟注重隐私安全,日本对接欧美兼容自由与安全,发展中国家实施本地保护主义。中国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数字向善的价值导向,坚持适度自由以保持数字经济运行动力,坚持安全边界,实施多元协同监管,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元宇宙：技术乌托邦与数字化未来——基于技术哲学的分析

元宇宙是人类关于未来智能社会形态的技术想象,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数字生产力水平发展到更加高级阶段。当前,社会各界关于元宇宙发展前景的认识主要包括技术空想论、技术中介论、技术统治论等,体现出对数字化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基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互动共进关系,元宇宙的智能技术架构将深度改写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信息、人与自我的关系,既可以促进人类解放,也可能使人困于技术囚笼之中。面向未来,元宇宙及其智能技术架构治理的关键在于,尽快确立起一种对人类未来负责的责任伦理,推进数字技术“负责任创新”,避免技术对人作恶,捍卫人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地位,确保未来智能社会的一切技术创新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安全和解放的方向发展。     

新时代科技伦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科技伦理教育必须以培养学生的伦理先行意识和负责任创新能力为目标。因此,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必须坚持科技伦理教育的治理导向,构建一个能够动员各学科、涵盖教学各环节、覆盖教学全过程的立体化、系统化的教育教学体系,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养具有科技向善的伦理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未来人才。     

坏树如何能结出好果子——康德宗教哲学对基督教“改过迁善”问题的反思

继三大批判以后,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善恶观,把人的弃恶从善视作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对基督教现有的神学道德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试图建立起基于理性的宗教,即道德宗教。针对道德律令中最核心的“改过迁善”问题,康德深入分析了人性中的自由善与根本恶,将善与恶的转折归于自由意志下的向善禀赋和以该禀赋为基础所设的理性宗教上,继而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及其衍生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既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技术工具选择,也促使国家治理产生深刻的算法依赖。算法偏见的存在及其隐蔽性会引发国家治理公平难题,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不同主体都可以找到卸责理由从而会引发国家治理责任难题。人工智能企业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因而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应对算法依赖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既需要人工智能企业自律,也需要国家加强监管。建立硬覆盖算法备案说明制度、不定时算法抽检审查制度、开放式算法结果观测制度,是推进国家监管的关键行动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