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教学与求知创新能力的培养

论述了在西方哲学史教学中,通过西方哲人高尚的人格情操与精神追求,来影响学生从读书做官转向读书求知,培养献身真理的精神;通过西方哲学内在发展的逻辑进程与各种哲学流派的纵横比较,来引导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抽象的教条转向具体的原理,领悟其深刻性、真实性,确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通过分析比较西方哲学各种多元互补的思维方法及特征,来启发学生从中庸不倚转向开拓创新,确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文献的特点

从非严格的意义来看,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献和哲学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少数民族典型哲学文献、中国少数民族非典型哲学文献和中国少数民族蕴涵哲学思想或观念的其它文献三类。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献或具有突出的学术特色,或共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或者在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献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哲学智慧和思想观念。     

我的学术创新之路

1956年,我于山西省立临汾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即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0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5年评为副教授,1987年在全校破格晋升为教授。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3年被聘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     

阿那克西米尼的气一元论哲学的当代思辨

根据已知的文献资料,可以把阿那克西米尼的哲学看作以气为最高根据去说明一切的气一元论哲学。气、气的性质、气的形态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一切事物的基本模型。阿那克西米尼的哲学在有记载的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揭示了量的原则在事物形成中的作用,但也因此产生了某些逻辑上的困难。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源自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经验性理解: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个经验性的命题;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叙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因此,要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误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我们必须对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性的阐释。在前一个问题上,要辨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并结合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揭示其中所包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和中国的民族性格;在后一个问题上,要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尤其要注意研究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从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视角看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哲学史论文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从它的研究主题、研究计划、它所使用的研究文献、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它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许多方面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哲学史论文,但是,在有些方面则又溢出了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范式,体现了他的思想的黑格尔主义的阶段,和受到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希腊哲学破晓时期的人事关怀——关子尹先生《虚己以游世——早期希腊哲学的非自然哲学解读》编后记

本文的主人公关子尹（Tze—wan Kwan）,1951年生,广东南海人,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哲学系主任。关子尹也是我们的老作者,曾在《现代哲学》2005年第2期发过《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还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发表过《西方哲学东渐下有关语言的一些重要议题》,都有两三万字。这篇编后记要讨论的则是关子尹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发表的长文：     

实践论视域中的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信念是坚信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但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是一个矛盾共同体。中国哲学史就是这一矛盾演化的历史：即一方面建构某种“天人合一”的模式,另一方面又不断批判和修正这种已经成型的“天人合一”模式。以“基本问题”为切入点,中国古代哲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秦至两汉)是以“神学”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二期(魏晋至两宋)是以“理性化”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三期(明清两代)是以人心之理代替宇宙之理,进而导向对历史实践活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