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探索合并报表中子公司库存股会计处理实务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取股份回购方式以达到提升市值、优化资本结构、激励员工等目的。而库存股的形成大多数是通过多次回购完成的,使得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断变化,给大股东合并报表的编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而目前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不是十分详细,本文基于会计处理实务对合并报表中子公司库存股会计处理进行了分析研究。     

伴随销售商促销努力的供应链契约设计

在大多数供应链契约文献中,市场需求被假设为了一个独立的外生随机变量.但实际情况中,市场需求往往受到销售商各种促销活动的影响.文中首先分析了在市场需求受促销活动影响情况下的集中控制模式及不合作模式的销售商最优促销努力水平和最优订购数量的决策问题;然后设计了基于回购契约的促销成本分担契约协调机制;最后通过一个算例比较了在不采取任何促销活动、不合作情况下销售商单方进行促销活动以及协调机制下销售商进行促销活动三种策略下的供应链绩效水平.     

考虑无缺陷退货下零售商转运的供应链回购契约研究

针对由单个供应商和同一连锁企业的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无缺陷退货问题。在随机需求下,假设零售商努力水平与无缺陷退货率成反比,以及两个零售商之间可以相互进行库存转运,建立了期望收益决策模型。通过比较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零售商订货量及各方期望利润,确定了零售商最优订货量和最优努力水平,并提出了改进的差异化回购契约,算例分析表明,改进的差异化回购契约能够达到供应链协调。     

基于代理成本视角的股票回购分析——以宝钢股份为例

通过测度宝钢股份2012年50亿股票回购公告的市场反应发现,股票回购有显著为正的公告异常收益。以回购理论为基础,结合宝钢股份股票回购公告之前以及回购之后几年的财务业绩分析,进一步探讨公告异常收益的真正来源。研究表明,市场的积极反应并不是对宝钢股价被低估的认同,公司自由现金流减少和财务杠杆提升所导致的代理成本降低才是公告收益为正的主要原因。     

信息搭便车下供应链订货与信息服务决策及协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假定产品存在次品需返修、产品需求为随机且受到零售价格与信息服务水平的影响,建立单生产商和单零售商组成的传统渠道供应链的订货与信息服务的分散式和集中式决策模型,给出了协调供应链的回购加信息服务补贴合同。进而考虑电子商务零售商引入后免费搭乘传统零售商提供的信息服务行为,利用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双渠道供应链的分散式决策的MPEC模型和集中式决策的优化模型,提出了协调双渠道供应链的回购加信息服务补贴合同。最后的算例表明模型的合理性和协调合同的有效性。研究表明:电子渠道的引入有利于供应链整体,恰当的信息搭便车行为、及产品正品率的提高有利于供应链各方。     

基于回购契约的三级供应链利润分配研究

针对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构成的三级供应链,建立其Stackelberg利润分配博弈模型,并在回购契约的条件下,分析供应商和制造商处于主导地位零售商处于从属地位的供应链利润分配均衡。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条件下,利用新的回购契约分析三级供应链Stackelberg利润分配博弈情况。     

利率走廊体系的构建及其有效性分析

目前,我国利率走廊体系得以初步建立。本文通过对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DR007比较适宜作为短期基准利率;现有利率走廊体系可以较为有效地传导货币政策意图,引导短期利率的变动;但受利率走廊体系不完善以及央行中长期货币政策操作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利率的波动有所加剧;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有所增强,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可以较为有效地进行传导,为利率走廊体系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股份交换中适用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是资本维持原则的例外,是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但书”,它完善了股东退出机制和中小股东保护制度。我国在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引入了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但却将股份交换行为排除在该制度之外。本文自股份交换、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起源、性质、理论基础入手,从小股东与多个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害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为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实现股份交换过程中各方的共赢,我国应将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范围扩大到股份交换行为中。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法律制度重构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制度又称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是立法者基于衡平理论为防止强势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恶意侵害弱势股东合法权益而创设的一种股东利益保护机制。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借鉴域外国家先进立法经验,正式确立了异议股东股份回购制度,但尚存一些问题。扩大异议股东股份回购制度的适用范围,严谨法律条款、明确权利主体范围、细化权利行使程序、健全债权人保护机制已成为今后公司立法修正的当务之急。     

论除斥期间与产品售后警示义务的冲突与解决

产品责任法设立除斥期间的目的在于限制生产者责任、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这与保护消费者安全为宗旨的售后警示义务存在根本冲突。生产者是否应当对经过了除斥期间的产品负担警示义务和侵权责任,现有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冲突。司法实践中对该冲突的不同处理反映了司法者对于产业发展和消费者保护这两项价值的不同选择。而否定除斥期间在售后警示诉讼中的适用,才是符合立法目的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