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商业腐败防治中的伦理悖论与组织困境——以葛兰素史克行贿案为例

现代社会中商业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党和政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下大力气解决,但事实上成效不显著。其内在原因是人们既反对腐败、又纵容腐败的价值观误导,外在因素则是我国复合型反腐败组织体系下存在的固有缺陷。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在华行贿事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因此,防治腐败不能单纯依靠个人道德修养提升,还需要一个能涉及公、私部门的强力反腐败机构的统一领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止商业腐败。     

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法学思考

我国农村土地一方面存在着稀缺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已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农村土地被大量浪费,而且流转过程中缺乏对农民权益的保护。为了正确引导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必须针对现状,分别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三种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出相应的对策,进行法律重构。     

论商业信用投融资决策

商业信用对提供者而言是一种投资活动 ,对接受者来说是一种融资活动。商业信用作为企业间相互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手段 ,其在为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 ,也需企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企业在采用商业信用投融资时需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决策     

成都商业场与天津劝业场盛衰对比研究

成都商业场与天津劝业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全国并驾齐驱、声名赫赫的两大百货商场.然而时至今日,成都商业场走向衰落,天津劝业场焕发生机.本文着重从建筑规划和城市改造等方面对两者的盛衰历程和分化的原因进行了对比研究.     

重庆市商业中心区发展研究

商业中心区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大力发展商业中心区,有利于提升城市流通产业,推动城镇化进程,打造城市名片.为此,在剖析重庆市商业中心区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发展城市商业中心区的一系列对策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央地互动、多重逻辑与制度变迁——基于对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的考察

以社会行动者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为基础,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行动者的多重逻辑出发,在央地互动视阈下对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政策演化与制度逻辑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在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制度变迁中,央地双方在多重逻辑的相互作用下,针对不同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类型,实质设立了差别化的行动准则：在中央权威有效性逻辑与地方代理自利性和局部自主性多重考量的相互回应下,对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央地采取了掌控与突破的相斥性准则;在中央强公共性和有效性逻辑重叠与地方局部自主性逻辑的相互交织下,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央地则采取了放权与执行的相容性准则。在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央地双方展开了持续性互动,最终形成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愈发收紧的“计划管控”、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愈发灵活的“市场调剂”的“双轨化”变迁路径。由此可见,在央地政府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中国未来的建设用地配置改革,不能只寄期望于诸如简单引入市场机制等治理结构层面的改变,还需要从深层次把握中央集权体制下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管理诉求与互动策略,由此才能设计能够引导央地激励相容、优势互补的制度改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