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1919-1949)

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本街区的商业安全、促进会员商铺交流等内容展开的,切实的政治诉求相对较少.将各马路的商联会理解为与上海商总联会相类的中小资产阶级商会组织,部分夸大了其政治意义,而忽略了其作为社区、邻里组织的性质.     

再组织化过程中的地缘关系——以地缘性商会的复兴和发展为视角

地缘关系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均构成了组织化的重要机制,它是同乡群体在异地生存中获得情感归属、建构身份认同、扩展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近二十年来,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商会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地缘性商会又具有其独特性质,既表现出中国社会重乡土乡亲的传统及由此而形成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同时这种族亲、乡缘意识中的"家庭主义"倾向也构成了制约商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突破地缘性商会中的"家庭主义"局限,对于其朝向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中国商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商会,作为一种中介组织,属于第三部门,其地位和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商会可以承接一些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能办成许多单个民营企业想办而难以办成的事,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着代言、协调、自律、服务、监督、维权、整合、引导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转变观念和政府职能,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商会立法和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1927-1937)--以苏州商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在组织和观念两方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重整了商联会,以应对国家对商会的控制;其次,各地方商会相应进行了改组,由议董制改为委员制;最后,在思想观念方面亦重视更新。但由于商会自身背负的封建包袱及强势国家的控制又阻碍了它们发挥作用,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承担者。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商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探析

基于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商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研究商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出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等对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商会全方位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粤港商会发展比较及其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启示

商会作为社会中介社团组织对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粤港商会的基本情况、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香港商会的发展经验和广东商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十分必要,这对广东和内地地方商会的发展具有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