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回归民间

脱胎于中国行政体制的官办行会、商会行将告别历史舞台;民间商会能否脱颖而出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下称中国医保商会)在美国维生素C反垄断案中扮演了尴尬的角色。在国外,行业协会和商会多是企业成立的自治组织,但在中国,大部分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商会是半官方机构,从成立到运作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还代行政府的备案审批职能,企业参与多带有半强制色彩。所谓行业自治背后,是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手。     

绅商与地方善举——清末嘉定县南翔镇“争河”“夺堂”案研究

清末"新政"时期,嘉定县南翔镇的所谓"争河案""夺堂案",是商务分会、学会联合起来,与旧堂董们争夺育婴、振德堂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之前堂董兼办两堂事务,"责成一二地方绅士世代相袭,商民并不顾问",一遇赈灾、育婴、浚河等地方善举,商家"随众乐输,襄成善举"。"争河案""夺堂案"所呈现的地方善举实践,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国民资格这样的表达上,具有明晰官、民界限的现代性意义;在实践中,善堂运行机制未脱传统之窠臼,仍呈现着公、私相对化的官民二重性逻辑,并未形成新型的公共性秩序。地方善举的近代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我国商会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及措施

近年来,在国外我国产品被控反倾销的次数不断增多,而相比之下,胜诉案件的比例却没有同等增长,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秩序和出口贸易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商会应利用其自身优势,确定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积极参与对华反倾销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而改变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的各种被动局面.     

论越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

中国轻纺城商会是随着绍兴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越文化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本文从越文化入手,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探讨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南宁茶业商会会长蔡家雄纵谈广西茶业

“广西茶业的发展起步晚，规模小，眼别的茶业大省相比有很大的距离。云南‘普洱茶’、福建‘大红袍’、安徽‘黄山毛峰’、浙江‘龙井’……广西因没有叫得响的名茶作为代表，几乎淹没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但茶叶是广西的重要农产品，横县是全国最大的花茶产地，凌云县有西南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对广西茶业的现状，南宁茶业商会会长、南宁绿野茶业公司董事长察家雄如是评价。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济南商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历史上济南商会的产生有顺应当时时势的大背景,而济南自开商埠极大地促进了商会的发展。在商会存续近50年的时间里,恰逢中国社会变迁的非常时期,济南商会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会一样,也发挥了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回顾这段历史,至少有以下启示:一要依法确立商会的地位,二要加强商会自身的组织建设,三要正确处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